術數縱橫

風水先生 命理王 地理玄空掌派 香港上海印書館 瑞成書局 武陵出版社

 
標題: 鶴鳴在蔭隨筆摘錄 - 且談先天易
  本主題由 patton 於 2010-7-23 05:54 PM 設置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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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鳴在蔭隨筆摘錄 - 且談先天易

邵雍(公元1011-1077)是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並傳下實質上是儒道合體的聖人之學 - 先天易。而南宋朱熹(公元 1130-1200) 則是試圖把先天易納入理學使其成為理學的形上學工具。後世所謂的先天易基本上大多數是朱冠邵戴的程朱理學。時間上說邵雍的學說絕無可能從朱熹的學說而來。邵雍的學說是可以說是乾元仁體的理氣一元﹐而朱熹是理氣二元兼且分化的學說﹐彼此的功夫境界有著天淵之別。

邵雍的學說主要是就當時的儒學所講求的聖人之學以《論語》、《孟子》、《中庸》、《易傳》、《大學》所開出的主流另辟途徑。牟宗三先生評為論、孟、庸、易是縱貫系統而學、論、孟、庸附以易是橫向系統。邵雍則是以易、書、詩、春秋作其系統的跟據﹐用這些經典的原因是他認為古聖人的傳統是始于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而止于孔子。而孔子作春秋﹐所以邵雍作《皇極經世》就如繼孔子對歷史作一道德批判﹐某程度上是視己為聖人之學的真傳。先天易是其學說的基礎亦可說為其綱領所在。無論 邵雍與朱熹的數從來都是河洛數﹐並無所謂的二進制之事。後人就二者所爭議的是九數(氣本論)或十數(理本論)誰為主而已。這個是氣本論與理本理的問題。氣本論是關于心性的而會傾向功夫境界方面的命題。理本論比較傾向于天道、天命及宇宙的探討。氣方面是較動而活潑﹐理則較靜而穩定。二進制是近代新派科學易以 朱熹誤解 邵雍的先天易(心易)而來的。那是朱冠邵戴之妄想。

古人如朱熹等不喜從氣說易﹐是因其缺乏如西方哲學邏輯這科的訓練﹐故此以氣說易是比較易亂﹐吃力不討好。而且從氣說易並不表示不遵象數。從氣說易必須有實踐方法做功夫即要建立功夫論來實證﹐這個正正是從氣說易必須有象數的研究的原因﹐故此邵雍對筮法是相當重視的。一般人以為邵雍的先天易是數理之易﹐其實先天易是心之易即內聖外王之道﹐故其說象數是為善養浩然而言﹐非純為吉凶(術數)之驗而已。其系統當中亦有對漢易(源于周易與文王八卦有關)的卦氣卦變之說作融會。近代人說易大都不喜說氣﹐以為講氣就是不客觀、不科學﹐他們都以為數是科學﹐其實那才是真迷信。從氣講易不阻對數理之明﹐說後天亦不礙先天。道自虛無生一氣﹐是本然亦因自然而顯﹐說真際之道亦不離實際動陰靜陽之氣﹐是謂離了陰陽道不成。

邵雍重視大衍筮法就是認為它是律數與卦象所欲表明的宇宙觀(德)的具體工具(器)。律數與卦象的原意並不是為對現象作抽象的描述。西方的科學就是為對現象作抽象的描述而成 ﹐那是以認識心對自然界的現象內指地說﹐當中無超越義﹐並強調客觀性。這個“內指”或內在是西方講存在所使用的動字“是”或“在”發展而來的靜態觀察態度所成的。中國人講“生”是動態的存有。講“生”便不能離具體﹐“生” 是從感受來說才有意義﹐所以講仁。“生”不能離具體﹐故有內在義﹐但它能反過來駕馭具體﹐故此有超越性。儒家所講的仁就有這種超越而內在之性﹐這性在人方面說就是心。仁在易的天道觀來說就是乾元。孔子開出仁﹐就是這個仁心使人存有者可以感通天地。所以《易傳》講君子玩易以四事辭、卦、象、占。“生”是動、感通是動、大衍筮法的占也是動﹐這完全是一致具體同步並進的。邵雍就是能了解生與掌握這個動。

如果說易有一絕對精神﹐那麼可以說是恆中生生。帛書本《易傳》作易有大恆﹐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業。這個是從“生”這個動字而來的本體宇宙論。這與老子所說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是非常相近。所不同的是《易傳》中是實有層的道德的本體宇宙論﹐故此可以形而上與形而下底說。而老子則是作用層與實有層混而為一的本體宇宙論。老子這個恆通儒家講的誠。論語亦有提及“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巫醫”﹐一般以為這裡說的恆是心理的“恆心”。其實是不懂恆的超越義。先秦以前恆是誠明義﹐故老子說知恆曰明。因此恆中的中亦如中庸的中是指喜怒哀樂之未發﹐恆中(亦即是生兩儀之是乃一存在)這時自身之德就彰顯出來與天德相合﹐所以占是占其德(生幾)如何並不是占經驗界之事物是甚麼。可見恆中生生這個理念是何其重要。動靜吉凶由占德得到啟示﹐論易以為義理至上(其實是經驗界心理上的)而不懂象占原理(精神之超越)﹐以為占是可有可無﹐跟本就是空談﹐對易的認識只是皮毛。用俗語說是不懂心法。巫祝是客觀歷史事實﹐我們是不能委曲事實的。科學一層論者在否定道德判決的前提下主觀地定性其為迷信﹐其實是非理性的行為。對西方學術傳統及中國道統一知半解的人好容易就會對易學作出不相應的曲解。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就是經歷了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和四十而不惑這些具體的人生階段。這就是踐仁以知天﹐具體而實在地以自身之德而感通天地之德﹐以德引德即所謂雲從龍、風從虎﹐物各從其類。所以筮占並不是尋常的行為而是人存有者之精神在天地之德切照之中得以提升﹐故此不要疏忽天火同人一卦之義理。孔子之所以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是絕對慎重其事﹐是貫切踐仁以知天﹐仁心與乾元打成一遍之功夫境界又豈可輕易為之。性與天道在孔子是不可得而聞誠非虛談。這裡是實踐理性確立功夫﹐道盛德至善﹐步步證出以成圓教而非從思辨理性入手比附成論﹐縱知而莫能行之。當今論易之士多只半知而又不能行﹐又有何智慧之可言﹖

話又說回來﹐伏羲八卦圖與先天圖雖然有關但並不是同一張圖。先天圖(方圓合一的六十四卦圖)是由宋初道士 陳搏傳下至北宋 邵雍。伏羲八卦圖(八卦小圓圖)是邵雍用以闡明三畫八卦是四象之理。邵雍的學說是以四象代陰陽五行。這個代的意思不是廢除而是以古典聖人之學即其所謂的昊天四府(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與聖人四府(易、書、詩、春秋)為建立其天人合一學說之本。尚書提及五行是最早在虞舜傳夏禹之時即大約為公元前2033年仍似乎較晚于易。故此邵雍是想將其學術縱向地講並以易學為首﹐這與當時傳統儒家經學的教學方法有相當的出入﹐幾乎近于不可思議。其易學的根本就是先天圖(八卦全體大用)而伏羲八卦圖(四象之說)就是其綱領所在﹐情況就如周易說卦傳是系辭上、下傳的綱領一般。事實上伏羲八卦圖的排列方式明顯是從說卦傳而來。

後來南宋 朱熹托 蔡元定入蜀而求得先天圖。雖然朱熹的師傅與師伯(二程)對邵雍推崇備至﹐但礙于門戶之見﹐雖或有師徒間的論述﹐但學術上並不傳 朱熹關于先天圖的學說。反而是朱熹想為建立自己的理學以為先天圖傾向象數可以作為理學的工具。其實先天圖講的是心學之乾元仁體﹐是形上的以數為氣之用﹐但仍是始終指向理氣一元、心物一元﹐並不如 朱熹的理本學往往要分開理與氣來言說。朱熹就是拆開了伏羲八卦圖﹐把它由圓圖變成直圖來看﹐因此而招致後人以二進制附會的情況出現﹐甚至有所謂神農易的笑話。

那麼伏羲八卦究竟是說甚麼﹖

解釋先天卦三爻之序基本上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廣為人熟知的朱熹作的黑白方格小橫圖。而另一種是邵雍的卦變方法﹐以一個乾卦變出八卦(一貞八悔)。朱熹的方法似為簡單易明﹐其實漏洞甚多。質疑朱熹對先天易理解及其方法的人很多﹐但礙于他們對邵雍的方法所知不足﹐所以他們批評還批評﹐朱熹之法仍很多時都混得過去。

從前人就觀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未能分得清楚﹐故易所謂象、卦、畫、劃、爻未能分得仔細。邵雍透過先天圖的象數使這些概念清楚起來。 所謂陰陽是專就卦與象而言。剛柔是就畫、劃與爻而言。象是三畫八卦是四象﹐卦是六畫而成卦﹐所以傳統所謂八卦相蕩圖(即文王八卦圖)其實亦是四象圖﹐其所蕩的數及方位是與九數河圖一致﹐六十四卦(六畫)才是真的八卦。古人(大概是漢代)講的四象與 邵雍講的四象即有時被稱為八卦相摩圖的略有不同。 古人講四象是就候氣時歲這些較為抽象之時間觀念而講﹔邵雍講四象則是就陰陽剛柔即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較具體的物象觀念而講。

自然數始于一、二即所謂一奇、二偶。一奇比如幾何學上的點。所謂劃是一奇之點的無限延續或二點之間以線連起來。把任意長度的一長劃(即一奇)分開為兩等份之兩短劃即為二偶。一奇可以成線﹐二偶可以成面﹐所以數可化象。故此說“數無奇不行﹐象無偶不立”。

把兩種劃重疊三次即是所謂的三畫而成象或重疊六次(六畫)而成卦。劃是靜態的描述﹐畫是動態的描述。從象來說就是當三畫都是一奇時﹐即有三劃的是乾﹐而三畫都是二偶即共六劃的是坤。三畫中有兩個一奇一個二偶共四劃的是兌、離、巽﹐而一個奇兩個偶共五劃的是震、坎、艮。有三劃、五劃的組合屬陽而必以一奇為宗。有六劃、四劃的組合屬陰亦必以二偶為主。所以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震仰盂、艮覆碗、兌上缺、巽下斷﹐這古傳口訣所反影的不單就是象的陰陽變化﹐更是以奇偶來劃分屬性。三畫八卦是四象實際上是對八經卦作動態的描述。四種劃的組合是對應著爻即策數之七(單)、八(拆)、九(重)、六(交)。因此帶有策數的爻畫其實是動態的﹐所以說爻者交也。邵雍是相當重視三、四、五、六這些靜態的劃數在大衍之數中的地位﹐但他更重視交這個概念﹐故此他說物必交而後有體就是對著動態的爻而講的。 爻、畫專指剛柔即量範疇﹐故有所謂斷。卦、象專指陰陽即質範疇﹐故不能謂之斷。所以爻、劃、畫之來源其實是數﹐是基于科學與邏輯的概念而不只是基于所謂分陰分陽﹐迭用剛柔等的籠統道德觀念。雖然二者關系密切但概念與觀念宜清楚﹐學理上不能混淆。

伏羲八卦以乾卦為理氣一元﹐在人方面來說代表感性的心﹐在天道方面來講即是性﹐亦即其良知良能。乾元仁體﹐道生一也。乾卦三連﹐上爻一分為兌上缺。如此上爻一分而有乾、兌兩個卦﹐即第一變之一生二。乾中爻分得離卦中虛、兌中爻分得震仰盂。乾、兌中爻分﹐即第二變之二變四﹐乾兌離震即天之四象(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二生三之謂也。乾兌離震初爻分即全變得巽坎艮坤﹐此四變八。巽坎艮坤仍地之四象(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天地四象之交而後物有體矣﹐即所謂三生萬物 ﹐三畫八卦是四象﹐八卦而小成也。自上而下是天道、天命層層下降之意。這個操作是一卦生八卦成﹐即一貞八悔﹐重點是生﹐是動態的量與質同步變易﹐比如生物細胞。這個規律如以坤卦來操作仍合法度。如從純理概念著眼的一爻自分成兩爻然後層層疊疊的往外去變成卦那不是變生而是變化。如此便無所收攝﹐不能還元。故此 邵雍講的是生易﹐而 朱熹講的是變易。

是以我們對邵雍之加一倍法作以下圖的闡述﹕

-----
----- 乾(道生一)
-----

----- -- -- 乾上爻變生兌(一生二)
----- -----
----- -----

----- -- -- ----- -- --
----- ----- -- -- -- -- 乾兌中爻變生離震(二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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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乾兌離震初爻俱變生巽坎艮坤(三生萬物)

道自虛無生一氣﹐恆道也。易道恆中而恆中生生。故此先天圖的方圖核心是雷、風、恆、益四卦。

邵夫子說伏羲八卦卦序乾一至坤八只適用于方圖。方圖順數﹐先見父母(乾坤)﹐後見子女(六卦)。方圖象地主靜﹐故一般以為以朱熹其理學創新之分陰分陽的“加一倍法”解之即可﹐其實那是不合古人之意。如用此八數配圓圖則乾一震四是逆時針而繼由巽五至坤八是順時針即呈“S” 形而不是“O”形﹐即朱子所謂“拗”開成圓。其實圓圖象天主動是講氣之消長﹐故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六十甲子﹐六之則三百六十﹐一元(圓)矣。這是順時針走一圈﹐亦即逆天道而行(天道左旋-逆時針)﹐並非“拗”開成圓。圓圖逆數是先見子女(震巽)後見父母(乾坤)﹐故謂之逆。所以方圖順數﹐是一貞八悔。而圓圖逆數﹐故乾坤縱而六子橫。先天易的全體大用是方圓合一((各六十四卦﹐四千零九十六變)﹐氣有消長分合﹐數有順逆﹐而有奇偶之象應之﹐筮法以合之﹐所以君子玩易必以辭、卦、象、佔﹐動靜兼備﹐缺一不可。

現在許多人都喜用經驗科學的角度去講易﹐以為科學就能解釋一切或保證易學是實用“科學”。 其實這是因為缺乏認識論的研究以至不了解知解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分別。易學是一種智慧﹐一種精神。易這實踐理性的表現就是潔淨精微。經驗科學主要是使用歸納法﹐易學的宇宙觀是與之有矛盾的地方。當下中國學者崇尚“新存在論”所以對“太和”(張載、王船山之流)這種理念(不同于概念)特別認同。可是“太和”這一理念並不可能從歸納法求得或印證的。經驗科學是相對的﹐它從不講絕對或必然。經驗科學根本就不能歸納出“太和”這個理念。易之宇宙觀是可以從形上學(特別是康德的)的方法講。其實牟宗三先生建構的道德的形上學用來解釋易是最穩當亦最相應。在象數方面則可以邵雍的先天易來橫講。說易以牟子之學縱貫地說而以邵子之學橫說。愚意以為這樣說易是最精彩不過。

明白了邵子伏羲八卦的原理與朱子之不同﹐那麼我們可近一步借用它來圖示牟先生的“良知坎陷”說。道德之性之自由、自動、自然比如乾(先天八卦全體大用的代表)亦如乾之三爻。于是乾卦上爻一分而生出兌(上斷即乾之坎陷)﹐乾元仁體﹐自我一執而有一存在(即是生兩儀)。如依康德﹐這個乾元(先天八卦全體大用的代表)乃一雜多(SYNOPSIS)。乾兌兩儀一生則現象與物自身兩層存有已成。本體論、宇宙論亦因此而出﹐這個只是就哲學方法講﹐方便西方人仕易于吸收。當然《易傳》有的是道德的本體宇宙論這就不離工夫經界之建立﹐即須從實踐理上實證方可。邵子所以掌握到這個超越而內在的仁﹐而朱子則要作本體論、宇宙論二分說﹐只存有不活動。可見邵子須不是義理型的儒者﹐可是他是最能表現宋儒之美感。當其美與牟子之善與真相融﹐新儒學即備天地之美﹐如日月之相輝﹐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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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京房先師貢獻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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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與洛書之我見

今人多本南宋大儒朱熹所作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以黑白點畫成的圖作為河圖。而北宋劉牧只以東三八木、南二七火、西四九金、北一六水、中五五土之文字拼成圖形而稱之為洛書﹐愚意以為北宋劉牧的洛書是本氣而言非朱子之本理學作十數河圖而代北宋劉牧之洛書。值得註意的是劉牧只有九數的洛書(即朱熹以黑白點代替文字而稱之為十數河圖)正正就是大衍五十之數。又劉牧的九數河圖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的九宮圖。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換言之河洛好比天地之氣﹐其數都是一至九﹐是就氣而言﹐非兩者各是十﹐更非河圖十數而洛書九數﹐即是說河圖洛書原本就是同氣連枝﹐而不是兩個個別不同體系﹐談象數這點必先要弄清楚。

數為氣之用﹐就理而言﹐數為十蓋言其全(理學本之)﹐即是說天地自然之數是由天一至地十共十個數。其總和是五十有五。問題是自然數的基本作用有兩種。其一是數序(即位)﹐其二是數量(即數)。易數序(位)是指天一至地四﹐同時以一至四的總和(即量)的十表達了十全之理。換句話說﹐ 四是指其體而十是指其總理﹐而律數亦由此而生﹐所以劉牧與邵雍都本這說。代表數量的六、七、八、九就是作為蓍筮運算之用﹐即是所謂數﹐其總和是三十。而數的排序方式實際上是七、八、九、六(即象數)。劉牧作圖是把位、數分為兩圖的﹐目的是表達推演的過程。只是其洛書是以文字的位數配上四正方位及五行作為立言的總結。位數的總和是四十﹐是為體數﹐去十只用三十為用數﹐所以爻策數的推演是以七、八、九、六 (其積是三十)是明言其用。邵雍交代這個已是相當清楚﹐劉牧與他是一致。事實上九數河圖(九宮圖)四正一、三、七、九﹔四維二、四、六、八都是總數四十﹐ 其實理氣已經齊備。一九是十﹐二八是十﹐三七是十、四六是十﹐而處處是十﹐處處成理﹐朱熹再硬要另一圖來言十就是畫蛇添足了。

劉牧的河圖和洛書不單是同氣連枝﹐而且其洛書的五行數序是跟據《尚書、周書、洪範》的五行而來﹐這五行數序更清楚點出其河圖的五行排列金(東南四、南方九)、木 (東方三、東北八)、水(北方一、西北六)、火(西南二、西方七)、土(中土五)﹐鄒衍的五運終始學說都本乎這個五行數序而來。愚意以為說卦傳所說的三天兩地而倚數除了是含有律數的問題外﹐亦是就九數河圖的四正四維的數字變化規律而言﹐四正奇數由一數作起點各個順次乘三則其變化規律是右旋不息﹐即太陽行度的平面圖(由東而西)。四維偶數由二數作起點乘二則左轉不停﹐即太陰的由西而東﹐這正是演繹陰陽二氣的交感而萬物得以生成。這個數的規律是與文王八卦甚至先天八卦以象而演述的一氣開闔雙輔雙成的。其最終目的是透過筮法之數、象、理三個範疇來闡明治歷明時之理﹐即所謂內聖外王之道。

數為氣之用﹐就理而言﹐數為十蓋言其全(理學本之)﹐就氣而言﹐數為九蓋言其用(象數本之)。

就理學的角度而言五行數序水火木金土﹐天地位數生成﹐五十有五是強調數理全備﹐並就數序言其質具于地﹐即五行相克而取得靜態的平衡。然木火金水﹐土王四季言其氣行于天﹐即四時之變表明了動態的循還。朱熹講生成數是就繼承周子的太極圖說承傳而說。

象數七八九六﹐七八即精氣為物﹐九六即游魂(鬼神為之類)為變﹐亦是大衍之數(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所以變化為其功而行鬼神(因應天體能量變化)為其用﹐北宋劉牧洛書言氣之功(中土為兩個五而非五與十)。但經朱熹一改動﹐便將劉牧原的九數河圖和洛書與筮法割裂﹐道與器相離﹐只往理本論裡鉆。

但宜註意劉牧的河圖洛書並不等同于宇宙生成論(無本論)﹐而是氣化宇宙論﹐是氣本論。劉牧的河圖洛書是通過自然數的邏輯性以觀測及表達天地一氣之變化﹐亦即是氣化宇宙論﹐是科學的以格物致知為出發點而不是像朱熹硬要為天地生成作詮繹而將洛書改為黑白點的天地生成十數河圖。

朱熹肯定十數是本理學的觀點﹐他分出十數河圖與九數洛書的目的是為方便其本體論的討論。他的十數河圖是代表理本論﹐所以在他的系統裡面河圖是體而洛書是用 ﹐即是理為體而氣為用﹐而理氣二元化。問題是他這麼一分就把邵雍的先天易的學說改得體無完膚﹐朱冠邵戴對後世學易者荼毒至深。而劉牧的九數是理氣一元﹐子母不相離﹐主于指氣而言與邵夫子的學說相符。

說明劉牧的河圖洛書同氣連枝之目的是要指出其氣化宇宙論與朱熹的宇宙生成論的分別。朱熹的宇宙生成論是帶有由無生有的意義﹐所以他直接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那是生成並不是推演﹐事實上他也解釋不了何以天一定是生水而不生其他東西。劉牧的洛書的五行(朱熹稱之為河圖)是由《尚書、周書、洪範》而來。他的數是由十個圓點(象征天元一氣)經過排列而推出天一至地四的位﹐再由一四得五﹐二三得五﹐進而由一五得地六、二五得天七、三五得地八、四五得天九等推演而出。由此可見生成與推演之不同。推演是有格物致知的基本功夫﹐生成只是順取前人所著﹐這點不可不察。這不是隨便說說而是有必要交代清楚。

愚意以為劉牧的九數河圖其本源是律數而其具體是太乙九星佔盤。太乙即太一或恆先﹐亦即是帛書所謂的易有大恆。是恆中而恆中生生﹐其之所以如此是理氣一元﹐即所謂生元仁體 ﹐子母不相離(亦與老子學說相符)。太一似為雷神崇拜﹐說卦傳之“雷以動之”、“帝出震位”足以表明易帶有上古宗教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文王八卦 (後天八卦)是確實有數、象、理的互相印證。文王八卦的數是九數河圖是兼理氣而言﹐而其震兌橫、六卦縱是其象(合于大戴禮記易本命之象數)﹐帝出震位而成言乎艮就是其義理。九數的理氣一元就是文王八卦的根本﹐即是說文王八卦絕對不是隨機之作而是集上古宗教哲學與自然科學之大成 ﹐而劉牧與邵雍識其義矣。

提出太一生水、筮法、文王八卦、伏羲八卦、卦氣等之間的緊密關系。除了太一生水外﹐其它的都是傳統孔門說易的範疇。但個人認為先秦儒道未分之時易學有可能包括太一生水這帶有宗教性的部份。後來孔子整理經傳才把宗教性的太一生水抽出﹐這個可能是為使宗教與學術分家。如此作法是任何學術發展時的必然之勢。

說到這裡我們倒要留意卜與筮是有分別的。卜本意是神(鬼)人對話﹐而筮是神明之跡的啟示。卜是神(包括家鬼)的意旨﹐是有一定的對象如太一、山鬼、河伯、宗祠祖先之類。筮是對神明之跡如日月星辰、陰陽四時等之觀測。如以體用的角度來說﹐卜是體而筮是用。卜筮同用在周書、洪範仍有提及﹐但自周以後蔔筮分家。筮法由觀測神明之跡的觀念進而為本體宇宙論的學術概念﹐即主觀信息的感應得以形式地客觀化。換句話說筮法就是中國獨特的本體宇宙論概念的具體表達方式與工具(器)。而筮法是有三個範疇即數、象、理。說到範疇我們可以依康德哲學的思路而進﹐在這裡此為題外話。無論周易或先天易都必依筮法其機如此。再者三個範疇必有所統攝﹐有所歸宗。這個亦即為形上學的進路。

在這裡我們並不作太深入的作學術探求﹐故此在下只略談一點個人對三個範疇的見解。數方面的統攝是律數而其具體就是九數河圖(九宮圖)亦即數為氣之用﹐ 以此為體。九數洛書即劉牧以文字拼成的洛數是大衍五十之數是其用。蓍筮十有八變而有卦象﹐亦即以數演象﹐其所歸攝處是文王八卦或伏羲八卦。到此即有存有論及價值觀的問題。如單以文王八卦來說有三個命題 - 1) 太一生水、2)帝出震位、3)卦氣說(節氣管卦)。至此即依象言理。

個人對易的數、象、理三個範疇的覺解大體如此﹐礙于時間當然這是粗略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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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制之誤區

一般人不正視二進制由數化象上是有一定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易的數、象、理是相輔相成的。就是對易有一定認識的亦未必有興趣以傳統觀點去研易。要解易(文王易、先天易)都不必定要以二進制來解。易數是天地自然之數、河圖洛書數、大衍數、六十甲子、律數、該數、卦象爻策數等系統非常龐大﹐但從來都無所謂二進制之數。故此我們的論點一開始就無須對二進制表示些甚麼。我們甚至可以把它拿掉而不會影響我們的論點。二進制只是近乎于南宋朱熹所謂的“加一倍法”﹐而他是曲解邵雍的“加一倍法”。兩者都是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十六、十六變三十二、三十二變六十四﹐乃至于四千零九十六。不過朱熹以為是逐爻變﹐那
是邏輯上所謂未完成符號﹐是可以隨意地打掉或擺放﹐因而影響整組的符號組合性及系統的健全性。邵雍講的是卦變是邏輯上的完成符號即有特定自我完整的涵意﹐而不能隨意更改或打掉﹐但若然您硬要打掉其中一個卦亦不會影響其他卦的完成符號的特性。其他卦(符號)依然可完成預先指派的任務。單單就這一點當中的邏輯性之強﹐邵雍在中國思想史上可以說得上是空前絕後。話又說回來﹐他亦是嚴格遵守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十六、十六變三十二、三十二變六十四﹐乃至于四千零九十六這個原則。但邵雍所說的數精彩之處不限于此﹐而是直接與筮法有關的卦爻策數。朱熹的“加一倍法”以至于近代所謂的二進制相較于在邵雍的先天易系
統的數理根本是膚淺之見。

二進制數化象一般講法大致如下﹕

1) 2 的N次方。N數是代表不同爻劃的組合代表不同的現象,
2) N=0是代表渾沌一氣,初始未分,即為太極
3) N=1是代表一氣運動而分陰陽為兩儀(0,1)
4) N=2是代表再分為四象(00,01,10,11)
5) N=3是代表分為八卦(000,001,011,111,110,100,101,010)
6) N=6就有六十四個象,一般以到此為“依象言理”

二進制在純粹概念來說並無問題。可是一旦涉及轉化為象的時候其邏輯方面便受考驗。“N=1是代表一氣運動而分陰陽為兩儀(0,1)”的問題是0、1所代表的陰、陽是未完成符號(INCOMPLETE SYMBOL)即孤陰不長、獨陽不生之意。邏輯上講未完成符號是無必然性而可以隨時被拉掉﹐即0或1均有可能被拉掉﹐此情況下便有孤陰獨陽的出現﹐兩儀(N=1)不能成立。四象(00,01,10,11) 更不穩定﹐只要拉掉八個符號(其實只是兩個)中任可一個則四象(N=2)不能成立﹐余類推。另一問題是N=4 及N=5 都無所指﹐即是說N=0 到N=6 是指的是一個過程而全都不是指名物﹐這亦足已證明二進制所化的象是實際上是未完成符號(INCOMPLETE SYMBOL)。

邵雍所說的三劃八卦是四象以至八卦(六十四卦)本身是完整符號(COMPLETE SYMBOL)都是指名物而不是指過程。任可一卦都可作現象獨立來看待處理的﹐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在拉掉任何一卦之情況之下都不會影響乾卦本身生生之德。只要乾元(仁體)保着﹐那麼系統便保持生生不息。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N=2實質上是N=1與N=3的限制(LIMIT)﹐同時N=2至N=5亦是N=1與N=6的LIMIT。即四象是兩儀與八卦的限制﹐但四象依朱熹所說並無實際作用﹐這亦等如可以拉掉。邏輯上LIMIT (即點數或非整數)是不會出現在二進制系統之內。這即是說二進制不能容納如漢易之六日七分法的卦氣數理概念。易一向以來被認為是無所不備﹐倘若有所不兼容則無以為易。故此二進制在數化象的邏輯問題是不小的。所以一劃分為兩劃的分陰分陽的畫卦方式並不能完滿符合邏輯辯證。當然朱熹的先天易並不等如邵雍的先天易﹐所以不能混為一談。邵雍的先天易是可與康德的哲學系統會通的。

朱熹一方面為繼成周敦頤的太極圖﹐另一方面又想把邵雍的先天易作為納入其理學系統之內故別出心栽地演繹無極而太極、兩儀四象等﹐他把白紙“背景”比作無極﹐紙上畫一線圈代表太極﹐然後把線圈截開拉直即太極或一。把一分割成兩等份即成兩儀﹐這當中還要把其中一等份分割成二以象陰。如此一來陰陽可不斷分拆成爻。朱熹以分拆爻的方法在推出去上看似是無問題﹐但他不能逆轉或還元﹐他不能將分開的兩爻整合為一﹐除非他是變魔術﹐故無所收攝而訴諸無極太極的設准 (postulation)。如是其功夫境界就不能完滿。邵雍的方法﹐八卦是收攝還元于乾﹐即以仁為本﹐聖學之資。基本原則就是易道恆中﹐恆中生生﹐一氣 (乾道)變化。

我們是以數演象﹐依象言理。是本氣而言﹐而非本理﹐故有所不同之見。一般人所解河洛與先天易之法為朱熹一道。朱熹以“加一倍法”來解伏羲八卦。故後世有以為二進制與其類通。其實是個解法的問題所在是有可能超過一種卦序的出現﹐所以一樣並無絕對之必然性。朱熹的“加一倍法”只要每一層的陰陽有所調動是有可能產生所謂的“神農易”之神農八卦卦序即坎一、巽二、艮三、坤四、離六、震七、兌八、乾九。如此一來只有二進制這個數理是實﹐而象不能見得是真。如是二進制頂多是表達陰陽必然性之可能﹐可是五行呢﹖它不能證出五行的必然性。這麼說二進制是有特殊性而普遍性是有所不足。卦象最小是兼陰陽五行﹐還要兼顧三才四象等﹐事關中國的傳統是聖人治歷明時﹐歷法從來都是陰陽干支三合歷。二進制又是否足以證成種種呢﹖所以我們說二進制非易象之所宜。故此前人有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之說以明象數。學者宜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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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地卑與知恆曰明

易經這部經典很奇怪﹐不同人看有不同的見解﹐所以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實不單佛道有佛道對它的解釋﹐儒者有儒者對它的解釋﹐甚至有不歸于這三家的易學專家(易家)對它的解釋。黃老學者亦喜提出易之數、象、理與黃帝內經之間相關之處。實際上一般易家講易的方法是從簡易、變易與不易三方面來講。數、象、理是講變易的範疇(形而下的)。變易與不易並不難講解﹐反而簡易就比較有難度。說到簡易就不能不說易傳(系辭上、下傳)。易簡在儒家就是幾、微、寂感、慎獨、神感、神應等。這些都是形而上的﹐從這裡看跟道家的頗有相通之處。何以會如此﹖這就是因為易傳成書之時儒道根本還未分家。易簡的問題就是生命最核心問題即生命之所以為生命。原道道統以伏羲至孔孟全副精神俱在于斯。這部份就是儒家的玄思。儒道至小在秦漢以前在這方面是一致的。

老子講的不一定就是天道﹐如果老子講的是天道則他不會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雛狗(軟件無那字)”之類的話語。如參考帛書本“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那便更明顯的看到所指的是“恆道”而不是“天道”。說實在的一般中國人的思想總以為從本體說天道的東西就是最高的﹐其實不然。恆無、恆有都是從工夫上說本體。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後接“天地不仁”之類話語﹐是有系統的﹐有理論的﹐不是隨便說說。但他的工夫不只是無﹐所以有“有﹐名萬物﹐之母”﹐故此他也有三寶來對治天下萬物。他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就是通過恆無、恆有﹐同而玄之又玄而來。老子這個恆通儒家講的誠﹐所以有無為﹐所以有知恆曰明等語。但恆是工夫境界的﹐所以更高更玄。《老子》或《道德經》許多地方都于《易傳》相通。斷章取義的解道家精神﹐或以天道作本體實有﹐或以無本論來解道家其實是不相應﹐亦不通的。老子這個恆就是當下的一個精神、一種智慧﹐ 無論是帛本或通行本一律通用。道家之所以成家就是這個見。

易是中國思想活水源頭。其主要觀念是“生”﹐所以易是註重具體而不註重抽象﹐這便與西方思想之“是”或“在”之觀念不同。易之三範疇數、象、理是就氣講而且是外在底超越地講的。中國講數是具體的故此有天地之數(天一、地二。。。之類)、律數、象數、河洛數、卦劃策爻數、大衍數等龐大系統。五行與數在中國傳統都是具體而從道德實踐方向講的﹐故有所謂斷吉凶即道德之得失。律數就是對氣這具體外在地觀測其生生之德而不是內指地抽象的研究其結構。律數經已使用四則運算之乘除來表達氣之消長﹐它實際上是如黃金分割一般是屬于無量網範疇﹐重心仍是說“生”並不是說加。如果是從數化象來說﹐所說的是“重卦”而不是一卦加一卦。“重卦”即是數之自乘如(3X3)等﹐這等如西方數之次方。西方物理表達動力都是以次方這個概念﹐故此“重卦”是說“生”與“動”。所以其實中國人很懂表達動態觀念的東西﹐而且以此為美﹐討厭寂靜、空洞、死板、與講究結構的一套。易學講象數就是邏輯與美學結合的一套﹐不過魏晉時王弼掃除象數﹐以玄理來解易﹐結果引來很多問題。後來到宋 邵雍象數才得以復興﹐可惜南宋朱熹糊裡糊塗的把邵子的一套惡攪一番變成理氣二元﹐以至後世把朱冠邵戴的先天易奉為圭臬﹐才被西方以訛傳訛的發展出二進制數學的一類東西。二進制其實是相當皮毛﹐尤未登易學之堂奧﹐而且以解易也是問題多多。朱熹的邏輯與美學其實都差勁得很。可惜的是﹐邵子並非思辨型的思想家所以並無留下大量文字來解釋其發展之一套。總之不要小看中國的數學。

朱子講先天易之失敗就是不能掌握儒家的玄思﹐不理解易簡﹐而導致他講先天易是理氣二元化地講。他不能講心物一元就是因為不能理解易簡這個儒家的玄思的核心命題。他之理學總以一個“道”﹐一個“理”掛在外頭﹐故此陸象山有鵝湖會之詩就說“易簡功夫種終久大﹐支離事業總浮沉。”支離事業就是指他這個掛在外頭之見。邵雍的先天易的象數是掌握到易道恆中而恆中生生﹐就這方面的成就﹐朱熹自是難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這已是一存有論的說法。常識告訴我們尊卑是一上下之關系。恆之本義是心舟系于上下﹐亦即是說所以有尊卑是心之上下其中。就《易傳》說乾是大生、坤是廣生﹐這就是無限的﹐那如何能定﹖所以《易傳》繼而說“乾德恆易而知險、坤德恆簡而知阻”。天地之心就本有恆易、恆簡之精神而能知險、知阻。天道下降﹐無論多深也知道地道厚而不能盡﹐過之成險﹐所以成川谷之流﹐此時自要知止而有定(《大學》語)﹐不盡其深﹐險而無咎。地道上升﹐無論積土多厚也知道天道之高不能達﹐過之成阻﹐所以高山仰止﹐亦自要知止而有定矣。人心恆鑒于卑高之陳﹐乃明貴貴、賤賤而有位之定,知止而有定之理得而身始修﹐故謂貴賤位矣﹐天人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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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武維揚

所謂科學真理是外延真理﹐它是對現象的一種描述﹐是相對而不是絕對。比如說經典物理學(牛頓物理)與量子物理﹐須然對象都是自然界的種種現象﹐都是講物理﹐ 可是它們已明顯相對地不同﹐因而有不同的理論(綜合的描述)。現象的描述只是描述並不是解釋。它所解答的是“是甚麼”而不是“何以它一定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它並不能解釋一切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最明顯的是它無法解決如性命之人生問題。所以首先請不要迷信科學。人類在尋求現象界的外延真理所使用的是知解理性﹐ 這種理性並不能證出道德。能證出道德的就只有實踐理性。所以科學不講道德不道德。其實西方傳統上講科學的背後是哲學中最為哲學的形上學。這套學術很麻煩﹐ 因它傾向通往絕對精神的發展。在西方這往往是神學的範疇。絕對精神的發展就是人之所以為人即人生性命的問題。中國人從來都很懂這套。中國學術無論文武都是從人生出發以解決性命的問題。《中庸》講三達德 - 智、仁、勇。勇就包涵知恥、就義、武勇諸義。所以武學或謂功夫並不是如西方之體育運動定義。中國人講授武學其實正式地講是道德的武學﹐所以一定講武德。傳統武術家喜歡講易學的形而上東西就是傳統文化詩禮之教之美與真實感培養出來的情感所發揮的作用能夠于易相應而產生共鳴。

科學是就自然界現象所講的一套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這個抽象的內指地對著物質(MATTER)說的一套﹐在康德﹐這是屬于經驗的實在論的東西。康德早已論證了時間與空間是超越而內在的。現象之所以可能是通過知性把感性給予的表象透過使用範疇作出判斷然後成現象﹐這就是先驗綜和。凡是科學的命題都是先驗綜和的命題。所謂概念是就現象講。使用概念底理性便是知解理性。它是純粹邏輯並且是抽象的﹐形式邏輯與歸納法都是由此而出。康德就現象界而開出經驗的實在論。在這層次裡是可說心物二元的﹐因為這層次之思是先驗綜和的﹐即是說要同時使用感性直覺與知性辨解。在這層次就是各種科學的用武之地﹐這是積極的。但康德的形上學是就現象的另一面 - 物自身而說的。物自身即所謂智思物是不能用概念來辨解的﹐就是辯證也是很麻煩的一套。這是因為人是缺乏“智的直覺”。依康德只有無限存有的(如上帝)才可有“智的直覺”。人是有限存在只可透過形上學對無限存有建立一些觀念性的原則比如善﹐這就是所謂的超越的觀念論﹐而然只是消極的。從物自身這層次說﹐我們不能心物二元地說或建立概念故此是消極的。可是中國思想上說人是有“智的直覺”的﹐所以中國有聖人就是說人能掌握“智的直覺”。但這裡不是知識的﹐不能說心物二元。中國人在這方面很積極﹐而且能說心物一元、無極而太極之類的玄思。武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從實踐理性而達至的“智的直
覺”﹐亦即是 孫子兵法所講的“神乎神乎﹐微乎微乎”。

且莫說科學一層論的進路對與不對﹐就物理學而言﹐其對現象的描述(有量網)是不能把時空分開來說的﹐牛頓的經典物理學如是﹐就是量子物理亦如是﹐時空分開來說是無義意的。所以康德講形上學也得首先解決這個問題。形而上下之別並不在乎抽象与具體(形象)之別。那只是人們以科學一層論的標准來分別。就以水為例﹐抽象地說水是H20的化合物是科學說法(其實是時空分家的無意義話頭)﹐並無形而上下﹐它只是如此﹐一定永定﹐一成永成﹐並無超越。這就是“所”。但具體地(有人以為只是形象的)說水能利萬物是形上的說法﹐是具彈性的﹐它不是永遠一個狀態﹐不是一定永定﹐不是一成永成。這就是“能”。具體的說法是具超越性的﹐水可以是固、液、氣三態隨時變易﹐這是它可以自我超越之性﹐而這三態都可利物而不只是一個特定的形態才可利物﹐這就是形上學的說法。“能”與“所”的分別才是形而上下的真正分野。康德與牟宗三先生都很懂這個分別﹐故他們都能說形上學。從知識論上說﹐理性的表現是有理論內涵的﹐有清楚分際的﹐並不是作八股文的生搬硬套話語形式就是有理性表現。武術的力學是由“能”這面說起﹐它從感、從德上講就是因為它是具體而有彈性的強弱﹐故講究陰陽剛柔是有其道理的。所以習武之人不能只搬口訣。武學文化的背後是思想﹐對思想反思就是哲學的主要任務。所要懂得分析﹐充份了解理念與概念之不同﹐這樣就能返本還原。

明白國學乃文乃武﹐學武以武德為重﹐而我本人習武﹐以下亦是我一向對武學所持的看法﹕

拳理並不等如西方物理。不談心意氣力亦不必多言陰陽剛柔﹐那又何來拳法之可言﹖昊天四府<春>、<夏>、<秋> 、<冬>﹔聖人四府<易>、<書>、<詩>、<春秋>﹔拳中四府<法> 、<勢>、<道>、<身>﹐是知太極一理﹐用廣體微。人為精氣之物﹐其生于天地之間﹐稟其質于地而法于地﹐故剛柔可論﹐本與五行數序無乖﹐而秉天之變化行于四時﹐故陰陽可論。老子亦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內經以善醫者治本為首要﹐拳術之設亦以治本為先﹐ 變化氣質為務﹐服氣返還為其手段﹐故拳術轉弱為強之功為本﹐開啟聰明為用﹐而搏擊為末技矣﹐今人舍本逐末而以得用世悔敵小道尤沾沾自喜者﹐但以較力量之大小為剛柔之義﹐謂某某拳為剛﹐某某拳為柔﹐遂謂剛柔相克﹐泥于小道﹐是不明拳術取象配數之理。

所謂世無無根之木﹐無源之流﹐人之所本者一點真元﹐即天元一氣(理氣)﹐數為氣之用﹐就理而言﹐數為十蓋欲言其全(理學本之)﹐就氣而言﹐數為九蓋言其用 (象數本之)。五行數序水火木金土﹐在拳中即順退(陰符)、逆進(陽火)、左顧(三神)、右盼(七星)、誠中動直(定之謂也)﹐天地位數生成﹐五十有五 (註﹕此言數理﹐故言其全)﹐言其質具于地﹔然木火金水﹐土王四季言其氣行于天﹐七八九六﹐精氣為物﹐游魂(鬼神為之類)為變﹐亦是大衍之數(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所以變化為其功﹐而行鬼神(因應天體能量變化)為其用﹐以勢而言則四擊(打、踢或點、摔、拿)以應四時﹐八法(眼、身、手、身、步、精神、氣力 、功) 而應八節﹐十二形(提綱要領口訣功法)為十二度﹔以身而言﹐天有四時﹐人有四肢(耳目手足)﹐天有八節﹐人有奇經八脈﹐天有十二度﹐人有十二正經﹐寧不知為法天地一氣之變化者﹖天下門派孰多﹐都不離陰陽、剛柔、虛實、進退之理﹐丹田出入之竅門。愚意以為武學頂峰乃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道﹐真正功夫所在之處亦是最是迷人處﹐搏擊只是入門初階﹐未能稱得上是踏足武學殿堂。強分內外是未明理為一本而萬殊之道。

基本五行步法概念是進、退、顧、盼、 定﹐方位在致用上不能出錯。這是關乎兵法﹐是從前學武者報效國家的傳統智慧﹐就連抗倭名將戚繼光將軍都認為是千古練兵之要(詳見于《紀效新書》)。在個人修身方面進陽火退陰符、左顧三神右盼七星、誠中動直八剛十二柔﹐是武者四正之真意。無這意識﹐學武(不單單是太極拳或螳螂拳)就不過是做體操運動﹐那麼同現代武/舞術又何異哉﹖國術是真正學止戈為武之道﹐武術不過是體操運動根本不能相題並論﹐ 時下武術庸師當道﹐以拳術為雛狗(祭斗之物﹐軟件無那個字)﹐平時花拳繡腿﹐臨危車輪王八一番。文不足以安邦﹐武不足以定國﹐根本是活死人而已。

中國人是詩禮傳家的傳統﹐武者一樣不只是著眼于搏擊實用﹐還有拳術功法即所謂拳法來證成這個傳統。王道有傳統重守禮(即理)就是這個意思﹐能打而無承傳者 ﹐充其量是霸者而已。所以詩禮傳家與及拳法之重要﹐其機如此。不過詩文多亦足以亂禮法﹐故此博文宜約禮﹐言必有宗而事必有君﹐無太過不及﹐王道乃得有成。

四時大序﹐禮也、理也、仁也。所以常言道“打人須有理”莫非禮焉。知四時大序能具體而微﹐仁也﹔大中至正﹐建用皇極﹐亦仁也﹐故謂仁者無敵﹐是王者之道。國學之本乎禮教﹐乃文乃武﹐然當今之世﹐國學不振﹐禮失求諸野﹐泱泱武學經略之大者淪為武術運動小道矣﹐烏乎哀哉﹗

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體會詩禮傳家才真正明白古人何以要敬天命﹐憂患于德之未修﹐學之未講﹐所以要反身而誠。


《大學》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体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以《劍經》云﹐中直八剛十二柔;亦誠意而本治之理。克己復禮(即格致的功夫)﹐正心修身而後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還是好好學習誠意然後再談其它吧。

註﹕克己復禮﹐正心修身﹐八個字可拼成魁星踢斗圖。中國文字意境之高可見一斑。

註二﹕ 止戈為武﹐是仁者的功夫境界。戈止為武則流于霸者的槍桿子出政權之輩。差之毫里繆之千里﹐不可不察。

[ 本帖最後由 紅塵織 於 2009-1-9 07:38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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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先生帖文,筆者對易學確實下過不少功夫。這篇文章值得學易之人一看,其中有些觀點愚是贊同的,尤其是有關對朱熹的評論。當然,其中也有一些觀點是值得商榷及相互研討的。至於要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詳細的研討,因為涉及到很多問題,確實要長篇大論,花太多時間,所以,還是留待以後再與各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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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老平先生大駕光臨﹐實在使本帖生色不小。在下是希望拋磚引玉。如蒙諸位大師賜教﹐實是在下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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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侠义精神


演讲人:孔庆东
时间:2008年9月20日下午
地点:大舜种地的会堂

感谢主持人这样褒奖我,这样表扬我,非常热情的介绍。其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走到北大校园里,你打听打听,大部分人都会告诉你,孔庆东就一老师,你要是找到我的同学、同窗打听一下,我是什么人,他会告诉你:“孔庆东算什么呀,在我们班像他这样的人至少有20个。”我很高兴在这样的时刻,到济南来休息休息。因为奥运会开完了,开得很奥;残奥会也开完了,开得很残,眼看着北京又要成为一个不奥不残的“非人间”的地方了。我们借奥运会、残奥会的东风过了几天人的日子,北京又要变回“没法吃饭、没法出门”的地方了。而且我这几句话还不敢在北京随便说,怕北京市领导生气,就跑到山东老家来说一说,也许不会惹那么大的麻烦。

说实话,我不知道今天的讲座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哪些朋友,我不知道大家需求的是什么,因为是河南报业集团的朋友把我“拐骗”来的,他们让我讲《儒家文化与侠义精神》的题目,我心里有点惴惴不安。不是我不敢讲这个题目,而是不敢在山东讲这个题目。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大本营,跑到山东来讲儒家——幸亏我还是山东人——这不相当于孔夫子门前卖《论语》吗?——幸亏我还姓孔。

我们山东好汉从子路到武二郎……那是讲不完的。讲侠义精神,不是给别人上课,而是我在讲的过程中,自己来体会,自己给自己充电。为什么要体会?为什么要充电?我感到有一种需要,我刚才开头说的几句话,不仅仅是调侃,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幽默”,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可能不仅是北京的人,很多地方的人都感觉活得不太舒服。如果仔细探讨,你为什么活得不舒服呢?根源何在呢?是你没吃没喝?找不到工作?是买不起房?确实房价很高很贵,用山东话说“奶奶的很不合理!”但不是说完全买不起,我们还可以贷款。

那我们的烦燥不安究竟来自何处?其实你到一些外国去看一下——刚才主持人说我到过这儿、到过那儿,其实有点夸张,我没有到那么多地方去讲学过,也许我到那里去学习、旅游过——就会发现,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层面其实过得很好,特别是中国的大城市、省会以上的城市,人民所过的日子在这个地球上绝对是一流的。北京、上海不用说,就像济南、青岛、沈阳、成都、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城市的生活在地球上都是一流的,外国人没来过他不知道,来了是大吃一惊,中国人过着这样的日子?工作相对很轻松,有那么多的闲暇时间,每个城市里充满了浓重休闲气氛。中国人单是一个吃,一辈子都吃不完,你永远就吃吧。比如说我在韩国住过两年,到韩国一个月,就把他的东西都吃完了,剩下的一年多就在那儿熬着,没什么可吃。我在日本住了一年,日本的东西大概能吃的也就100多种,很快就吃完了,没什么可吃的。而在中国,你半个月不出门,饭馆就发明了新的菜给你吃。在中国你可以享受最多样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你在山东享受的是山东的风景、风土人情,你到了四川,就好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一样。我前两天到浙江海宁去开会,因为那里搞一个“金庸书院”,我去参加奠基仪式。我从浙江来到山东,就好像两个国家一样。刚才大家看到那个主持人,长得那么高大,这在山东很普遍。我在浙江的时候,女孩子都长得小巧玲珑的,我来山东一下火车,嚯,全是大美女,就好像有两个民族的感觉。如果没有文字,没有统一的汉字,这就是两个国家,人和人长得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风俗习惯不一样,这不就是两个国家吗?所以如果没有伟大的汉字联着我们,我们早就分裂了,我们中国省与省之间的差别要大于欧洲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幸亏我们是一个中国。

在中国,总而言之,很多人过得很好,起码光看日子是过得很好,虽说有很多问题,社会不公正等等,可相对还是过得挺好,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满意?中国人老觉得生活中缺了什么东西。归纳起来不论是腐败、是贫富分化,还是没有安全感,追根溯源上去,你会发现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那么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缺的是哪一块?

今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从年初开始到现在,中国人好像经历了100年,这一年相当于一百年。2008年将永远留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世界的历史上,将来会有无数的论文和书来研究中国的2008年。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四川大地震,在四川大地震中,中国人见到了久违的、许久不见的感人的场面。有许许多多、多达十万人的志愿者,不等政府号召,自动奔赴灾区,其中有很多我们山东的朋友,自动到灾区去救人,没有去的也拿出自己的精力、钱财、时间。所以大家想一想,在轰轰烈烈的5、6、7月份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感动了、都激动了,都陷入一种巨大的激情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的英雄来。

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有一种论调,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说明中国进步了,说明中国人进一步接近了“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国际上早就存在的一种人对人的关爱。这个关爱都是什么呢?国际秩序、国际上流行的观念: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人性等等,归结为这个东西。说中国如果想要更好的话,那就得更进一步的接近这个价值标准。说这些话的人,正是前一阶段,或者是20年来天天疯狂咒骂中国的人。他们天天说中国不好,中国专制、野蛮、落后、没人性,但是他们这番话,这种论断经常“破产”,经常被戳穿,特别是在四川大地震的种种感人的表现中,这种论调站不住了,于是摇身一变,变成另一种论调。做一个比方,有个人天天骂你,但是有一天你做了好事以后,他就说:“你是跟我学的,所以你做了好事!”

中国人在2008四川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天动地的精神,是跟美国人学的吗?我不相信那十几万奔赴灾区的热血男儿、热血的青年人,他们是读过《圣经》、读过罗素黑格尔的,或者是读过那些汉奸学者的书?他们不是!难道说没有美国,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救人了?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了?我们中国人以前不救人吗?我们中国以前没地震过吗?在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中,我们中国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府,投入了多大的精力?救了多少人?

老百姓是健忘的,老百姓容易被眼前的某种论调所忽悠。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一是来自于大的传统,悠久的传统,也来自于小传统,也来自于革命传统,也来自于社会主义传统。虽然我们今天社会搞成这个样子,但是社会主义遗产仍在,我们全中国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是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人民,我们忘了“61个阶级兄弟”了吗?难道那时候中国人没有人性吗?再看看美国做的事情,有几件是有人性的?谁告诉你好事都是跟美国学的?

所以也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年表现出来的种种优秀素质,是中国固有的。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没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有普世价值的话,它不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我中华民族固有的仁义道德才是普世价值。

我们不一定要给它做一个什么结论,我只是想从这个问题出发来谈我们今天缺失什么价值,需要弘扬什么价值。如果单说中华民族的价值,这样的说法今天可能不被西方接受,更不能被中国成千上万的汉奸所接受。包括一些党政部门、大型媒体,现在都已经被汉奸们所操纵,他们成天告诉人们,你活得不对,你没有人性,你不是一个人!你想成为人吗?你要叫美国人为“爹”,至少给日本人当孙子,那才叫人!我们中国人被他们忽悠了几十年。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开完残奥会以后,党中央将要讨论,各级党组织已经布置了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任务。怎样理解这个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这30年中得到正确的贯彻了吗?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告诉我们中国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吗?是告诉我们中国的财富要控制在1%的人手里吗?它告诉我们社会进步,就是天天要喝有毒的奶粉吗?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有意无意的把纸面上很好的路线给它走偏的、走错的?

我不想简单地说中华民族怎么样。我认为中华民族确实有好东西,但是,这些好的东西是美国也有的,可能世界各国都有的,不一定说某种好的东西就是谁家独创的,这个我下面再展开。

中华民族精神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呢?因为它是多元的。世界上有很多文明古国,但是他们全都灭亡了。一脉单传的只有一个中国,现在的印度人不是古代的印度人,现在的埃及人也不是古代的埃及人,只有中华文明5000年——现在说7000年——没有中断过。为什么没有中断过?这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其中有一条,中华民族他不是死脑筋的民族,他不是抱着一个真理、一个教条,一条道走到黑的。中华民族是多元的,多元而有序,是有层次、有序。这个命题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多个专家来讲。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精神中,重点的有两个,一个是儒家思想,这是主流的,我想这个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特别是在山东讲,孔孟之乡都理解;还有一个是容易被人忽略的,这就是“侠”,武侠的“侠”,侠义的“侠”。我认为儒和侠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支柱。所以我想河南报业集团为什么让我讲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隐隐约约认识到了什么?其实把儒家和侠义放在一起,并不是我孔庆东的发明,而是在2000年前就有人这么做了——韩非。

韩非子说过这么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给君王出主意,说你要治理天下就要收拾两种人,一种叫儒,一种叫侠。这两种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儒,仗着自己有文化,他们一天到晚妖言惑众,老给你挑毛病,好不容易造点有毒的牛奶,就被他们给戳穿了,这种人要抓起来、要收拾,至少要造谣说他们是拿卢布的。侠也不是好东西,他仗着自己有功夫,就爱管闲事,所以也必须收拾,最好的借口就是“反恐”。这韩非老师,是明显的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告诉他们如何统治老百姓。但是他指出的事是对的,他非常有眼光的看到儒和侠有共通性。所以我说韩非子智商了不起,他只不过立场站错了而已。

儒和侠天然的具有共通性,那么他们的区别在那儿?在一个上和下。儒家集团是精英集团,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广大老百姓靠什么?靠侠,靠侠义!我们不要笼统地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什么的,不是的,中国社会是分层的,文化历来是由少数人掌握,中层也掌握一点,下边的人根本不掌握。那么下边的老百姓靠什么团结起来?靠侠!你不懂孔子、孟子、柏拉图、黑格尔的书,你就不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心里就没有是非吗?不是!人有是非、有正义,跟读不读书没有关系。你认为一个北大博士生的道德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吗?绝对不是的!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大爷,他可能道德修养非常高,他看一个事,一眼就能看出谁对谁错;他的判断能力不下于北大、南大的那些法学家,他只是不会用那些术语来表达而已。是非道德问题,和人的学养没有关系。

下面我从侠来说起。什么叫侠?侠是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历来众说纷纭。那么侠义到底从哪儿来?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从儒家来的,有人说是从道家来的,有人说是从墨家来的,可能都各有道理,在我看来,这些还都不是真正的本源。

我们学者做学问,一代一代的老师教导学生要扎实的做学问,报纸是不可信的,刊物也不太可信,网络电视更是王八蛋!要去档案馆查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次那个话是怎么说的,一个字都不能差。这种精神是保证学术严谨的,应该提倡。但是在我看来,老师们所认为的第一手材料还不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那么第一手材料是什么?是生活,是生活本身!离开生活,任何在纸面上的、屏幕上的,它都脱离了情景,都不大可靠了。比如两个人打架,一个记者把它记下来,然后报纸、网络都转载这个报道。按照学术界的规矩,第一个记者写下来的“现场报道”是第一手材料,所以他最可信。但是在我看来,那个人仍然值得怀疑,谁能保证他的报道是公正的呢?

既然第一手材料是来自于生活,那么侠的根源来自于哪儿?我认为是来源于人性。人本身具有侠的能力和侠的需求。如果人本身没有这个东西,人类文明就不会绵延这么久,侠义精神也不会跟其他的思想结合起来。“侠”字原来是“夾”。我们看这个“夾”是怎么写的?它的繁体字是一个大的人带着两个小的人,这是它本来的意思。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中文的朋友,你看看这应该怎么讲?大人和小人的一种关系,有力量大的人,帮助两个力量小的人。这种精神是人所固有的,甚至也是动物固有的。大老虎会帮助两个小老虎,大山羊会帮助两个小山羊,帮助其他同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生命的本能,不需要读圣贤的书就会。它也不是中国人固有的,这种本能各国各民族都会有,特别是在古代,古代的时候个体的力量很小,社会也不发达,人就需要用人体来面对自然。但是侠义精神在中国格外发达,因为中国的文明成熟早,对“侠”的需求产生的也早,后来它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文化的宗旨之一在于,不依靠政府,不依靠统治者。

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要有政府呢?政府、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存在的意义是帮助我们,给我们带来便利,有些事自己做不了,自己做起来太慢或者效率太低,所以我们雇一部分人来替我们干,我们拿出一部分东西给他们,但是他们要给我们做事,这就是国家。既然它的产生是这样的,就没有办法保证它永远公正,保证它不出事。因为具体操作国家的也是凡夫俗子,也是人。遇到好的领导人还好,万一遇上不好的、道德素质差的人,你就倒霉。那怎么办?就是遇到不好的国家、遇到不好的政府的时候,西方各民族历史上喜欢采取革命的方式,因为西方人比我们更重视这个“国家”。中国人是不太重视国家的,中国人一向认为国家就是皇帝一家的,中国人把人分为吃皇粮和不吃皇粮的,所以国家不好中国人一般不去管它。西方人看到国王不好,就把它推翻,选另外一个国王。中国人几百年才弄一个大的农民起义,而各个朝代中间发生的农民起义,都不具有革命性,很多只能算是“暴力上访”,要求解决的是吃饭问题。

那么中国怎么解决官府不公正这个问题呢?中国靠“侠”。它不是改变体制,它只是针对具体的不公正事情来发挥自己的力量。侠有一个理论,叫做“自掌正义”,自己掌握正义,正义在我自己手里——中国人不把正义无条件地放在政府那里。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容易犯的一个错误,经常导致自己勃然大怒的错误,就是对政府寄予过高的期望。我们老跟政府打道德仗,跟政府打道德仗你是赔本的,又耽误时间又打不赢。从根本上说,政府是没有义务当道德楷模的。咱们中国的政府不是号称“人民公仆”吗?是咱们雇来的一个仆人,是一个雇来的老管家小保姆集团,那我们就要讲清楚,你给我们当公仆,你应该干什么、干完了拿多少钱就好了。正义和道德的事儿,跟你们公仆没关系。那么这个正义和道德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这个思想对不对我不知道,但传统中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正义在我自己心中。所以中国人虽然不像西方人那样频繁地进行政治革命,进行阶级斗争,但吊诡的是,中国人恰恰是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个民族。中国的革命不一定是频繁的推翻政府、换皇帝,中国人不会频繁的换皇帝,上百年、几百年才换一次,大部分时间,就靠局部的、小的调整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所以社会上就存在大量的侠,这些侠自己出来打抱不平。

我们古代社会——一说古代社会,很多朋友就想到封建社会没有人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有很美好的层面。理论上皇帝说了算,但实际上说了不算。皇帝没有能力让所有人都听他的,整个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人民都控制起来。你想整个国家只有那么点儿当官的,他怎么管?他管不了!我们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被无数的手掌、脚掌踩着、抓着,你看看济南市有多少当官的,你看看一个乡长出来有多少人前呼后拥?你看看今天吃皇粮的有多少人?中国古代没有那么多,在县以下基本靠人民自理。人民自治不是单靠一种力量,但其中有一种力量是重要的,就是侠。有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出来管。我们现代社会也不是没有这种人,也有。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周围就有很多流氓——所谓“流氓”就是他不好好学习,爱打架斗殴,人们把他叫做“流氓”——但流氓有的时候是主持正义的,他也知道人们看不起他,有自卑心理,为了摆脱自卑,他也经常做一些学雷锋的事情。比如有时候他会帮助人家干活,你要请他吃冰糕,他还说“不用不用”;他看到老百姓排队买东西,老头儿老太太也在那儿排着,他会把老人家推到前面去,说“大娘你怎么能在后边呢?你第一个买!”别人都敢怒而不敢言。他心里有自己的正义的标准,然后依靠自己霸道的力量来强行贯彻他的正义。这也是侠的一种表现。

但是光靠侠,是不能合理、完善地维护社会正义的。侠肝义胆,有时候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合适。比如我吧,一向喜欢站在弱势群体立场上,攻击有权有势的一方,当时显得自己挺英雄的,挺“北大醉侠”的。但有时候事后发现,事情做得过分了,有权有势的一方并不一定就欺负人了,弱势群体有时候也有错误。大家都叫我“侠”,其实我自己并不乐意当个“侠”,我还是乐意当个普通人,一个能犯错误也能改正错误的普通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靠这个“侠”以外,还靠什么呢?还要靠民间的知识分子,过去叫“绅士”。我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土豪劣绅”吗?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既然有“劣”绅,就会有“良”绅,否则为什么要在前面加个“劣”字呢?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家要做良绅,不做劣绅。中国共产党革命,是靠良绅打倒劣绅。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包括犯错误的领袖,都是良绅,而不是农民。中国古代的乡村就是靠良绅来统治的,这些绅士可能是退休的老员外,当地一些给政府当幕僚的、当顾问的“民间发改委”吧;还有一些乡村秀才,科举考试考不上举人的,一辈子的复读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是科举选拔人才,但是考不上的人很多,不像我们今天逼着孩子非上大学不可。今天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跟包身工似的“受苦受难”,为什么呢?就为了上大学,好像不上大学就不是人似的。但是上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找不着工作?还不是一样给人擦桌子?遇到汉奸企业家,连工资都要跪着领。很多好书没看过、很多好玩的也没玩过,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在题海中浪费了,甚至连爱国游行都被禁止,说是“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比科举时代差多了。

古代社会有什么好处?它一方面有科举制度,同时科举录取的人很少。所以它不那么严重地忽悠全国的青少年,你绝不会因为考不上举人而找不着工作,多数人是考不上的,考不上反而就没有负担了,从来没有人骂国家“你怎么不录取我?”顶多骂考官有眼无珠。咱们山东的蒲松龄老爷爷就骂考官,一边骂一边写出了《聊斋志异》。科举的一甲、二甲、三甲分得很清楚。到了清朝不一样了,清朝就有三四万人了,有捐官的,但是也有分别。比如今天许多县市的党委书记都是博士了,谁知道他的博士是怎么来的?你前面应该加上定语,叫“党委书记博士”,括号,“相当于本科肄业”。

古代读书人考不上,这些人干吗?就在乡间待着。文学好的就帮助镇长、乡长写点文章,从字面上讲,叫“书记”,那才是本来意义上的“书记”。乡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维持着乡间的秩序。而这些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多年复读所深入骨髓的儒家思想。

那儒家思想是什么呢?儒家思想本身也是庞大的一个体系。学者们讲起来可能五花八门,都觉得自己正确,都觉得自己比于丹高明,人家于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而已。儒家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已经变成老百姓口头禅的那几个字,叫“仁、义、礼、智、信”。

中国的文化是层层往下简化的,你文化水平高,可以做很高的官,但即使是不认识字的人,他也知道仁义道德。他可以凭着生物的本能,知道怎么做事是合乎仁义道德的就可以了。我们很多的高深学者说出文化来一套一套的,但是做出事来却是猪狗不如。一个星期天,我所住的楼里发大水,我拿着工具到楼里扫水,从十层扫到一层,发现只有两三个知识分子出来了,其他出来的都是工人、后勤行政人员,或者是老板。我就不相信其他教授们当天都有那么神圣的工作,大概都在家里研究“普世价值”呢吧!

儒家文化作为核心的几个概念,仁义礼智信,恰好都能够被侠文化所吸收,能够跟侠文化结合起来,所以中华文明它才既稳定,又能够及时变化,能够在不同的时代,翻出新的花样来。中华文明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多少次从外面来看好像要灭亡了,就好像大楼要倒了,但是它倒不了,因为里面核心的东西是倒不了的。假如真有普世价值的话,那个普世价值怎么能倒呢?倒了不就是人类末日吗?

儒家文化里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忠、勇,这些是次一级的概念。儒跟侠是要结合的,光有儒,不行;光有侠,也不行。我们今天吃了这么多的苦,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党中央终于认识到要弘扬传统文化了。文革中搞的批林批孔是错误的,是极左的;后来的“野蛮”发展观也是错误的,是极右的,现在必须搞科学发展观了。所以今天全国上下搞国学,包括开办各种论坛,国学大师没有那么多,很多地方就请我这个国学小学生去凑数。我总是说,抽象地弘扬传统文化,很可能又搞成一个运动、一阵风,吹上三五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开花结果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前年全国各地都在学习胡主席说的那个“八荣八耻”吗?我当时就说,那是一阵风,各地都在糊弄党中央。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背不出来,不要说普通人了,就是清华北大教授、党校教授,我想他也不可能背出来。不是说那个内容不好,而是那个形式不好。我不知道是哪个秘书给胡主席出的主意,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搞,又变成了运动,最后没有落实到“人要怎么做”。八荣八耻要真正搞好的话,就不会出现三鹿奶粉事件了。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开奥运会,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印象,这一下子全毁了。今年是中国最丰富的一年,八荣有了,八耻也有了。所以要把这个传统文化分解为具体的概念,一个一个来执行。

西方侵略我们,人家是有一套一套的战术的,人家是分解好了的。比如先打民主牌,说你没有民主。第二天你刚招架住了民主,人家又换了一把刀,叫“人权”,人家设计了一套一套的东西来进攻你。我们这个方面考虑得很少,自己有现成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拿出来用。

儒家文化的核心首先是一个“仁”字,仁义道德的“仁”。我对“仁”字做个通俗的解释,就是这边一个人,那边一个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仁”要解决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孔子、孟子一开口,讲的不是什么宇宙的奥秘,或者世界上有没有鬼呀、有没有灵魂呀,从来不讲这些祥林嫂的问题。孔子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语”的意思是跟别人一起说。别人爱说就说,孔子不参与。假如问孔子世界上有鬼吗?他说可能有啊,大概有。——他不随便得罪人。

他主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调整好了,别的都是次要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这相当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前的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主要措施和精力,都是抓人与人的关系。以前工人阶级是老大哥,领导一切;现在工人阶级是三孙子,被一切领导。革命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区别在于:一个是七亿人民专政七百万地富反坏右,一个是七百万权贵富豪剥夺压榨十四亿人民。二者都不好,能不能建成一个谁也不压制谁、大家乐乐呵呵吃烙饼卷大葱的和谐社会呢?

孔子讲的“仁”,也可以延伸到人和宇宙的问题、人和自然的问题。至于怎么种水稻、怎么种棉花,那是小事,不是说人不要吃饭,人是要吃饭,但是不解决好人和人的关系那就吃不好饭。所以孔子很生气樊迟问他怎么种菜——假如有学生在文学课上问我怎么炒股票,我也生气。孔子主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问,“仁”是不是西方讲的“爱”呀?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我们中国人多好啊,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就这样爱了30年,爱来爱去,爱死了这么多人,爱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为什么我们自从唱这个歌以后就没有仁爱了?
“仁”和“爱”有相通之处,但是不等同。我们看电视剧、电影里谈恋爱,一开始不说“我爱你”,而是说“我喜欢你”,然后试探试探,再说“我爱你”,好像这是个层次递进的问题。有时候爱被看成“高级的喜欢”。

按照西方人的观念,你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你喜欢他,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对它好,你喜欢的人你就对他好,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是低层次的。比如某个人,你不喜欢他,你讨厌他,但是他现在忽然从台子上倒下来,你要不要把他扶起来?在路边有人骑自行车摔倒了,你救不救他?你是否帮助他?你是否把他送到医院?所以仁的起源比爱要博大。不管这个对象你是否喜欢,即使不喜欢他,也肯帮助他、关心他,只因为他是生命。所以孔子讲的“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喜欢”了以后的“爱”。——某个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赞同,他们的领导人我们不喜欢,难道我们就整天骂人家是流氓国家,整天封锁人家、污蔑人家、寻机侵略霸占人家吗?

中国古代两个人谈恋爱,不会说“我爱你”,因为“爱”在中国古代可能不是一个正面的词,爱一个东西就好像是一种贪恋,是一种贪取,是一种私心的表现,而“仁”是博大、公正的。所以中国古人之间、夫妻之间不讲“爱”,而是讲“恩爱”,这个“恩爱”,是一种怜惜,其重点在于“恩”。就像金庸小说里,小龙女和杨过是一种相互的“怜惜”。

自从中国人放弃彼此的怜惜,学会说“你爱我”、“我爱你”,大街小巷“爱”得跟大白菜一样之后,离婚率逐年上升。金庸小说里有个人物的名字非常好,叫“包惜弱”,我们要怜惜柔弱的人。男人和所谓“强者”,也有其柔弱之处,也需要怜惜。有力量的人帮助没力量的人,强者怜惜弱者,这是侠,这是仁。由仁而生爱,你对一个人本不怎么喜欢,但是首先你知道他是一个生命,你尊重他是一个生命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他有值得你喜爱的东西。任何一个“坏人”,你换一个角度会发现他的优点。比如我去买东西,被卖货人欺诈了,在公交车上被售票员欺负了,吵架的时候我很生气,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坏人。但是走出商场,回到家里,我换个角度,我就知道他不一定是坏人。可能他回到家也是一个好父亲,他也有可爱的地方,我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生物来看待。

所以这个“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人间必须要有这个“仁”,没有这个“仁”,什么都支撑不了。

由“仁”出发,孟子讲政治问题,孟子讲政府要施仁政。你们被选为政府的官员了,或者自己爬上去的也行,在你们眼中老百姓是生命,不要说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这些玄妙的话,这些不切实际的话有什么屁用?古人从来不说“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这么说反而会掩盖很多问题,实际上他还是管着你、控制着你。古人堂堂正正地讲“政府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就是你的子民。”讲得很直接,你们就是管我们的,我们就是听你们的!统治者们听着,现在我们给你当儿子了,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子?——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但古人是这么讲的。——你对你的儿女不施行仁吗?你要讲成“公仆”,那更坏了!仆人是可以偷主人东西的!仆人有一天趁你不在家还可能跟你老婆发生关系呢!仆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讲得很实在,这叫“施仁政”。

儒家不讲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看古代的许多好官,在他的心里,老百姓就是他的孩子。看到别人的孩子吃不饱,就像自己的孩子吃不饱一样,你只需要拿出自己的本性来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高明的理论,什么这个经济学、那个金融学。你拿出自己的本性来,你现在有权力帮助他们,自然就帮助。所以古代的好官会得到一块匾,叫“爱民如子”。我们现代如果说“爱民如子”,很多朋友就会批判,说不对啊,怎么能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呢?共产党从来都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啊。

我自己的思想也跟朋友们一样的,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个是封建思想,但是这个封建思想是很切合实际的。你能够爱民如子就不错了,而且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古代的大多数官员也不能做到爱民如子,所以少数能够做到爱民如子的官,老百姓都不让他走。

普通的人与人之间要讲仁爱,这个“仁爱”不是说只对自己认识的人好,只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好。不是!对你不认识的人也要好!现在政府反腐败,每年都处理大量的腐败官员,你说这些腐败官员绝对没有爱心吗?他很有爱心!我就听到一种论调说这些贪官都是英雄。我问怎么是英雄呢?他说:“你看人家为了自己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不惜以身试法,人家给老婆孩子留下了两千万财产等等。”你要这么看,单独地看这个说法的话,好像这些人也是有爱心的。我们知道大量的这种事例:把自己的孩子弄到国外去上学了,给老婆也弄了绿卡,在最后被捕的一刻打电话给情妇叫她赶快逃跑。这不也是一种“爱”吗?但是这个爱不是“仁”,是站自己个人的狭隘立场上的小爱。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幸福了,但是你剥夺了多少他人家庭的幸福啊?儒家是要由爱自己的亲人生发开去,最后爱天下人。所以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想,那这个社会自然就好了。

仁是人的本性,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今天是一个大讲“人性论”的时代,各种媒体上充斥着“人性、人性、人性”。但是那些喧嚣的“人性”是偏颇的、是片面的,往往只强调人性中低层次的部分。人性是一个整体,如果咬文嚼字的话,人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特性都是人性,所以它就有高有低。贪生怕死、欺软怕硬是人性,但是助人为乐、大义凛然就不是人性吗?也是人性!我们近30年来,只把人的低层次的东西叫“人性”,把高层次的东西叫“非人性”。比如说革命烈士的表现,就不是人性吗?那是高尚的人性。一个好的社会,是应该承认人的低层次需求的合理性,但是要鼓励人往高层次去走。你不能说这个人为了自己吃喝玩乐就可以出卖祖国、出卖朋友,就可以不见义勇为。仁作为一种人性,是高层次的东西,人本来是有的,好像一个镜子上面沾了灰尘,你擦亮了之后就露出来了。这是孟子讲的,人本来就有这颗心。有了这颗心,把它发挥出来,就变成了“义”,就是侠义的“义”。

这个“义”经常跟“侠”结合起来,为什么呢?“侠”和“义”都是讲为别人做事,为别人好,但是这个“侠”侧重在这样一点,就是为别人作出牺牲。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惜牺牲,这是“侠”的特性。我想我们多数人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可能都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帮助别人,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好,帮助别人怕自己反而倒霉。比如把老太太扶起来,反而被诬赖是你把她推倒的。不是说我们不想做好事,而是怕!比如说你出差,帮朋友买了什么特产;四川地震,你在单位捐了500块钱......这都是善举,但这不是侠。侠是帮助别人做事而以某种方式牺牲自己,这个牺牲包括牺牲时间、钱财、精力,最高的是牺牲生命,还有牺牲荣誉。所以最伟大的侠就是烈士,就是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牺牲的人。他们做了大好事,自己的生命却没了,所以这些人是大侠。还有更厉害的大侠连名字都埋没了,甚至有的留下的是恶名,比如派到敌方去的地下工作者,如果牺牲了,不能公布他们的名字,这些人不仅是牺牲了生命,荣誉也没了,甚至还牵连到老婆孩子,被认为是罪犯家属等等。这些人是大英雄,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牺牲自己的一点时间、精力去帮助别人。在今年的大地震中,中国就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侠”。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为此失恋,有的人还受了伤,这些人是英雄。

侠是讲实践的,所以跟儒互补。儒家思想到了晚期,不与侠结合了,它就僵化了。人们还是从小就读孔孟之书,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行了?就是因为空读。人能够做到为了他人去行义、行侠,自然就可以生出礼、智、信,其他这几个概念都是为了仁、义服务的。为了能够更好的做仁义之事,所以待人要讲礼,处世要讲智,做事情要讲诚信。我们30年来片面强调个人主义,结果仁、义、礼、智、信都被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再诬赖到文革头上,这是双重的无赖!

现在普遍的不讲诚信,网络媒体助长了这种歪风。前不久华国锋去世了,据说他去世之前,常年写书法,他最后写的两个字是“诚信”,非常有味道吧?大家想一想,华国锋最后写的这两个字,多么耐人回味啊!所以现在社会里没有忠,也没有勇,我们就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武侠里边脱离了“侠”的那个“武”。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有“武”无“侠”的世界。

我最近经常阐述一个观点,武跟侠没有必然联系,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侠,你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都可以行侠仗义。司马迁笔下的侠没有很高的武功,他就是敢把政府追捕的杀人犯藏到自己家里,这就叫侠。后来为什么武跟侠能够结合起来了呢?是因为武能够提高行侠仗义的能力,所以武侠是“以武行侠”。行侠不一定要有武,有武更好。越好的社会就越不需要武侠。

我有一个观点,雷锋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学生们不理解,雷锋不就是个解放军的司机吗?一不拿枪二不反恐,他怎么就叫做“侠”呢?我说雷锋天天做好事,自己挣钱不多,好好的休息日不休息,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侠;他心里老装着别人的生命,而且他能够长年坚持,所以雷锋成为一种精神,这就叫大侠。但是如果在今天,雷锋可能行不通,他去做好事可能会被人揍一顿,打官司的话还没有钱。我看到一个报道,雷锋班里的一个战士,退役后继续学雷锋做好事,结果被父亲送到了精神病院。

今天为什么少年们喜欢读武侠小说?做好事要有一种力量来支撑。当今很多事情评价起来很复杂。比如前不久,北京的一个青年在上海杀了6个警察,这件事情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简单的杀害人民警察的案件,抓起来枪毙就完了,人们骂几句坏蛋就可以了。但在今天,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却是那么的风云诡谲。你看报纸,除了上海以外,几乎都站在杨佳一面,社会上的老百姓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师傅就跟我聊,说:“这哥们儿,好样的!”

我是个窝囊学者,不好把心里话直接说出来。其实在老百姓心中他是好样的,他就是侠!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早就想揍警察了,当然杀人确实过分了。但是他们不敢,没有那个胆。尽管从法律上来说他是罪犯,但是法律之外有道德。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有一个电影叫《流浪者》,在法庭上,法官说:“法律不承认良心”,律师就说:“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而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不行仁义的世界,仁义寸步难行,完全靠暴力。美国今年的钱有点紧张,中国运去的商品,说不要就不要了,鬼脸一拉,什么合同法律都不顾,咱们中国能把人家怎么样?人家有暴力啊,人家是“枪杆子里面出自由”啊!

今天的世界,中国的这一套仁义道德行不通,中国自己都行不通了,中国自从加入了什么WTO以后就更行不通这个仁义道德了。在城市乡村各处可以看到,一座一座的基督教堂站起来了,一个一个十字架架起来了,伴随着教堂的耸立,是世界各地战火的纷争。

基督教可以救这个世界吗?摩罗先生指出,基督教从来就是战争,基督教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它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手。当然基督教本来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本来挺不错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才这样的。西方人的上帝已经死了,而教会还存在,那他们每天抬着上帝的尸体干什么呢?

基督教和我们的佛教、道教根本就是两回事。中国有很多社会问题,老百姓需要心理上的寄托,就糊里糊涂的找到基督教了。他们所作的工作就相当于我们过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所作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党委书记都做别的去了,读博士的读博士,读卧室的读卧室。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基督教赶出去,信仰自由么,人家表面上说的很好,讲爱、讲和平,你怎么赶他出去?只有当他们鼓动教民暴动的那一天,或者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或者义和团再起的那一天......

我是一个主张中庸之道的知识分子,我同情革命,但是不希望发生革命。我希望社会能够自我纠正错误、自我改良。这个不是做不到,因为我们自己有好东西,其中有儒家思想,有侠义精神。

中国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发展到今天,从命运的最低谷到今天,已经有点振兴的希望了。这个希望是怎么看到的呢?是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才救了国、救了民。从早期的孙中山革命,到后来的共产党革命,都是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过上几天好日子就开始腐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觉得我们要向美国学习,世界头号大国,人家美国是一天也没有忘记“毛泽东思想”,他们阶级斗争是年年讲、天天讲,从不放松。而我们却引刀自宫,讲着讲着周边的油田都没有了,民族企业都被人家购买了,最后连银行也没有了。——我们把情况讲得危险一点,是一个提醒!

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骨子里的侠义精神是存在的——只要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你看抗日战争之前,还是歌舞升平,九·一八的时候,还传说张学良跟胡蝶跳舞,后来证明这个是记者造的假新闻。但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我们还要学习俄罗斯,俄罗斯没有中国这么多的传统文化可弘扬,他就拿出沙皇精神来对抗,长缨在手,豺狼就有所顾忌。中国首先要把自己治理好,内惩了国贼,才能外抗了强权。我们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要压抑人的欲望,但是要让中国的各个层次和谐,要让大部分人基本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当一个处长,如果当不上,就让他当个科长,他也会很感激的。把行侠的权利交给人民,你越交给人民,人民就越不会乱用这个手段。比如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怎么行侠?我们就是骂骂各级领导,给政府提点意见,写点文章。如果这点权利都不给我,那你不是逼着我们当“杨佳”吗?要在最大范围内把权利交给人民,而且这样做也会减少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的口实。其实今年的多灾多难,美国是想着落井下石,在后面多踢中国几脚,但是他们战略失误,把突破口选在民族矛盾上,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策,他们的做法反而激励了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愚蠢和失败。中国今年失去的分和得到的分大致持平了。

中国应该趁此良机,美国今年不是家里出了很多“房事”吗,美国的“房事”比较混乱,长期服用经济春药所造成的恶果。我们趁着村里乱成一团,赶紧把自家的事情整理得清楚一点,恢复侠义精神,恢复仁义道德。不要空洞地讲,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上来。这个东西理清之后,中国各阶层和社会的矛盾才会处理好。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就是阶级矛盾尖锐,其实毛泽东说得非常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今天就是不敢抓阶级斗争——大概因为自己心中有鬼吧。所以想了好多自欺欺人的办法,一会银行降息,一会儿涨息;一会儿压制左派,一会儿压制右派。要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阶段斗争不是谁搞出来的,你不搞它也是存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政府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调节阶级斗争,从秦始皇、汉武帝,到丘吉尔、罗斯福,都是一样的。政府的功能就是防止阶级矛盾激化成暴力革命,你要告诉资本家,你少剥削点,多了工人不干;也告诉工人说,你少挣点,吃点亏。政府就是和稀泥的,但是用强制手段和稀泥。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科学的发展。中国社会一旦真的繁荣兴旺起来,这个繁荣兴旺不是以GDP为指标的。庸俗经济学家一讲就是GDP,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不是以GDP为指标的。欧美国家强大,主要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我们好、社会的结构好,所以人家才强大。我希望有一天,不是我们中国人来讨论普世价值,而是全世界人民来讨论什么是仁义礼智信、什么是侠,也许那一天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但是我想我们会很欣慰地含笑九泉!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暴风雨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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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初中生先生的“儒家文化与俠義精神”乙文。此文頗值吾人深思。故在下也回一段﹐以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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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武維揚之二

其實一般人對太極、形意、八卦或其他內家拳(以下稱內家)是有點過譽﹐這並不表示內家不中用或其拳法之理論及技術有問題。內家無論理念、功法、練法、或用法都並不是原創而是宋明武學的伸延。就算是現代人趨之若鶩的推手其實本來面目都不過是圓而化之、柔之之擒拿術基本功法。其實要談內家的技術科學﹐就必須先明白宋明武學的理念﹐特別是武學中之力學。要明中國武學的力學就必須先攪清楚力與氣的關系﹐即所謂心、意、氣、力所形成的內三合。中國武學的力學的原理很大程度上是深受宋代象數學派名儒們的影響﹐其中邵康節先生的“先天圖” (即所謂先天八卦) 的世界及物理觀尤為重要。“先天圖”所講的物理概念中的氣是與西方物
理中之量子學中的量子力物理概念有相類之處並且講求相對而不是牛頓物理般的絕對﹐當然兩者表達的方式不一樣。先天易受到程朱理學的改造與推導﹐士子所用的讀本與導讀都是取程朱理學的為准。宋明設立武庠並以文人監軍﹐所以武學與內聖外王之理念掛鉤就是這個原因。程朱理學理氣二元化﹐本會導致力氣分家﹐幸好當時還有陸王心學的平衡。事實上明季的王陽明是實際有能力與有經驗帶兵的儒者。故此武學的力與氣的理論關系這段時期仍是成正比的。明朝的衛所兵制與軍人世襲拱固了門派觀念。明末儒士大都到了空談心性的地步﹐雖亦有儒將如 袁督師崇煥公之忠勇﹐但亦難力挽狂瀾。明末清初﹐氣力分家的形勢明顯出現。儒士如黃梨州便提出內家拳一詞。內外家之爭由此而起矣。清朝廢除武庠﹐武學基本上失去大方向﹐對于當時民間拳社運動(即所謂俠)之異端完全失去鉗制的作用﹐現在武術文化之混亂即根于此。其實俠也有其好處、長處與作用而且源遠流長﹐可是負面的影響也不小﹐不過本文先不談這個。清初對外貿易發達﹐黃金白銀的進賬不小﹐使到民間鏢局業這個半保安半銀號的行業大行其道﹐培養出不小名乎其實的名師好手﹐但亦不免江湖龍蛇混雜﹐至有秘密拳社如白蓮教等的滲入﹐氣的神秘性便被大大提高。到了清末民初﹐國學更形不振﹐加上鴉片荼毒人民精神萎縮﹐體能下降﹐使武學文化墮落情況更形嚴峻。冷兵器時代結束﹐鏢局亦因鐵路及現代化的銀行業出現而全面結業﹐但部份鏢師則轉開拳房武館﹐甚至下鄉﹐直至到精武會以及國民政府舉辦的南京國術會出現﹐武學文化才稍稍喘定。雖有霍元甲、宋世榮、孫祿堂等名家企圖扭轉頹勢﹐民國時期軍隊現代化﹐冷兵器時代已過去﹐武學基本上已完成其歷史任務﹐軍警須仍有使用為訓練途徑﹐但亦限于實際應用于個別功能上而不在整體理論之建立﹐起不到撥亂返正的作用。大勢所趨﹐到了民國後期更變本加厲而至于力氣分家﹐深化了所謂內外家之爭。更甚者大攪洋務理論﹐哇眾取冢﹐越奇越怪﹐越高價錢﹐越高銷路。共黨入主後﹐因為唯物辯證思想的引入﹐所以現在出現的現代武術與擂臺散打運動之舞打分家是中國傳統武學受到絕對否定的必然發展。一切只發展體能不發展精神。自武學墮落為運動﹐再由運動分散為舞、打﹐嗚呼哀哉﹗從前武者講八法(眼、心、手、身、步、精神、氣力、功)﹐內明外用﹐心身一致。現在牛嗑牡丹只講好看不好看﹐好打不好打﹐能看不能打﹐能打不能看。訓練出無思想、無靈魂的一班只認識文憑與獎牌的走肉行尸。最近見的某位國家培養出的武術冠軍轉而任電影明星者﹐其在公開場合之言行對傳統國術前輩之輕藐﹐大部份人以其為偶像故都不以為其是有錯或有甚麼大不了。現代武術文化就是只顧個人利益與輕佻浮燥可見一斑。所以現在大陸提倡的現代武術與擂臺散打運動只能算是運動﹐不能算是武學文化的一部份。

[ 本帖最後由 紅塵織 於 2009-1-12 05:50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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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12 07:56 AM  資料 文集 短消息 
朱冠邵戴的“加一倍法”

一般以為朱熹的“加一倍法”便是 邵雍的“加一倍法”﹐這個看法是有點問題。

朱熹所用的“加一倍法”其實是改造了 邵雍所謂的自上而下﹐“分大為小”之分數法。這其實本是對漢易京房卦變的吸納。但邵雍本人卻主張自下而上的“長大為小” 之長數即其對漢易的卦氣說之融匯于其先天易圓圖。邵雍這兩個方法俱有配合其元運會世系統的數據。可是朱熹採用“分大為小”之法並轉之為自下而上﹐而且省去數據。

朱熹為了要建立自己的理學系統﹐對其他易學如北宋劉牧及邵雍的學說進行了改造﹐並以自己的學術態度及觀念來詮譯他人的學說﹐至使後世有許多對先天易的誤解。首先他為了繼承周敦頤的學統﹐他便以周子的《太極圖說》來演繹“加一倍法”。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云﹕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周子這段話無疑是因“系辭上傳”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一節而來。周子為其太極圖所註的文字很明顯是以“易有太極”的一段話的詮譯並且為理學派的宇宙生成論(本體論)打下基礎。但是問題就是出在“易有太極”的一段話是通行本周易而廣為人知﹐可是另有帛書本作“易有大恆﹐是生兩儀﹐兩儀生四馬(象)﹐四馬(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業。”值得留意的是帛書本這段話是與“說卦傳”的內容基本一致。即是說“系辭上、下傳”(或謂系辭傳) 與“說卦傳”是共通而且精神一致(易道恆中和恆中生生)﹐“說卦傳”可說是“系辭傳”的綱領。

理學講易有太極的原因是把太極作為理﹐特別是朱子將之作為無形之理。朱子的世界觀認為是理氣俱備的實有﹐但思想上實際是心物二元論﹐並且忽略恆道的意義。他視理為一切的至高(即所謂極字的本意)。所以在他的心目中理的地位相當于道家所說的道﹐不過阻于他是儒家不能口邊常掛着道字﹐所以以理字代表了便算﹔另外道有虛無之意而理則有實在之意﹐此亦是他之所以以太極一理為他易學系統解說。

他的理學的易學觀一開始就有靜態的主觀絕對的實有階值觀﹐所以他以一奇一偶爻為陰陽兩儀﹐跟着奇爻上加一奇一偶爻﹐偶爻上加一奇一偶爻而成四象﹐再以相同做法把四象演成八卦在形式方面似無問題﹐而且可以堂而煌之的說“不待智力而成”﹐言下之意是邵先生之學在我老朱看來無甚稀奇。再者他這個“加一倍法”亦含有理學的學問功夫是層層而上的意義。可是他這個線性及平面思維是嚴重地犯了客觀現實的邏輯上的問題﹐最小他是無法解釋四、五爻為甚麼是無名稱但到了六爻六十四卦時又有卦的稱謂的。他這個“加一倍法”在排列程序上是可以有多過一種組合形式﹐所以近來有所謂“神農易”的出現。這個都是拜朱熹老人家的糊塗賬所賜。他這麼一分便把理氣二元化。

邵雍所用的“加一倍法”是理氣一元的實有階值觀但它與朱熹的一套相反的是具體動態的而不是如朱熹抽象靜態的理氣二元。他以一個乾卦(或一個坤卦亦可)從變卦的方式而求得八卦(四象)和六十四卦(八卦)﹐一個卦變兩個卦﹐兩個卦變四個、八個、十六個、三十二個、和六十四個卦﹐量變的同時就有質變﹐所以是動態的思維模式。基于時間所限﹐實際操作暫且放下﹐日後再作談論。所以他的“三劃八卦是四象”的說法重心是在于理氣一元之陰陽的主觀絕對性(理的方面)﹐而同時兼顧到剛柔的客觀相對性(氣的一方)。陰陽剛柔在他的系統中指的是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所以他的“加一倍法”本來就是格物至知帶有自然科學性的。此當中即有一辯證法之可能。“三劃八卦是四象”的變化原則用在六十四卦(八卦)的變化上是一致的。就是層面不同﹐仍是理為一貫﹐而達到執簡御繁之效。六爻六十四卦之所以是“重卦”即是數之自乘如(3X3)等﹐這等如西方數之次方。西方物理表達動力都是以次方這個概念﹐故此“重卦”是說“生”與“動”。

爻者交也﹐所以是意指動態之事物關系。故此爻辭普遍是描述具體事態。是以爻並不以陰陽而以剛柔名之﹐是觀其量變多于質變。其次原因是揲蓍過程中有著先後次遞的問題。以數言之爻為奇偶﹐以象言之爻為剛柔﹐以理言之爻者交也﹐陰陽二氣之交在先而剛柔有體于後﹐故爻只可以奇偶剛柔而言之。陰陽二氣之交(太陽之數九﹐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太陰之數六) 在揲蓍過程中正是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所以懸一﹐分兩﹐掛一﹐揲四﹐歸奇于_力。混淪非混淪是謂混淪,仍是理氣衍化。太易未見氣即如大衍五十之數﹐懸一者尤太初氣之見也﹐其數七七。陰陽二氣分合﹐三變而得一爻﹐為太始形之見也﹐取其正則其策數為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 取其變則其爻數為七八九六。十有八變而成卦者太素質之見矣﹐陰陽道成者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六爻俱備六十四卦的先天圖才是八卦的全體大用)﹐八卦而小成(即三劃八卦是四象)。其實三爻三變是合于九數﹐六爻則是九九八十一合于宮音。太陽之數九其符號[ 0 ]﹐字之曰重﹔少陰之數八其符號[ ”]﹐字之曰拆﹔少陽之數七其符號[ ’]﹐字之曰單﹔太陰之數六其符號[ X ] ﹐字之曰交﹔其作用是分辨爻的動靜來求得變卦。由本卦與變卦的關系來判斷吉凶﹐因此所求得的卦即本卦雖只有六爻﹐但透過各爻的動靜則有十二爻之譜。如此揲蓍雖只是求本卦但變卦已在其中矣。

揲蓍的過程﹐一切都在動而一動無所不動﹐這是四度空間式的時空運作而不是二度空間式的平面運作。這一切的變易是有所指的。要得八經卦(四象)﹐甚至六十四卦(八卦)﹐其實只要有一個乾卦及懂得卦變之法即可﹐而無須像理學(實則仍是經學的範疇)以“易有太極。。。”附會“加一倍法”來大作文章。這個不難想象是朱子的經學心態作祟。其實 朱子一直只是在構想伏羲是如何畫卦這一問題。他以為漢易卦變的一套是後天之學﹐而他從邵雍那裡所得到啟發的“分大為小”的一套(多小也是朱子之創作)才是先天之學。某程度上他以為他的理學如此理論即能解答了伏羲畫卦的問題便解答了先後天易學之別的問題。其實他是不理解邵雍之所以用極像金丹道一類學說的卦變說是有修身工夫之目的。邵雍的聖人十六修是可借用京房卦變之原理來闡述﹐這意味着 邵雍的天道觀是循還往復﹐所以其修道亦著重返還之法﹐並不如 朱熹般只是一往而不返。故此我們不能誤以 朱子之法為邵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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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回應:
原帖由 紅塵擺渡 於 2009-1-12 05:47 AM 發表。
我武維揚之二
其實一般人對太極、形意、八卦或其他內家拳(以下稱內家)是有點過譽﹐這並不表示內家不中用或其拳法之理論及技術有問題。內家無論理念、功法、練法、或用法都並不是原創而是宋明武學的伸延。就算是現代人趨之若鶩的推手其實本來面目都不過是圓而化之、柔之之擒拿術基本功法。

其實要談內家的技術科學﹐就必須先明白宋明武學的理念﹐特別是武學中之力學。要明中國武學的力學就必須先攪清楚力與氣的關系﹐即所謂心、意、氣、力所形成的內三合。中國武學的力學的原理很大程度上是深受宋代象數學派名儒們的影響﹐其中邵康節先生的“先天圖” (即所謂先天八卦) 的世界及物理觀尤為重要。“先天圖”所講的物理概念中的氣是與西方物理中之量子學中的量子力物理概念有相類之處並且講求相對而不是牛頓物理般的絕對﹐當然兩者表達的方式不一樣。

先天易受到程朱理學的改造與推導﹐士子所用的讀本與導讀都是取程朱理學的為准。宋明設立武庠並以文人監軍﹐所以武學與內聖外王之理念掛鉤就是這個原因。程朱理學理氣二元化﹐本會導致力氣分家﹐幸好當時還有陸王心學的平衡。事實上明季的王陽明是實際有能力與有經驗帶兵的儒者。故此武學的力與氣的理論關系這段時期仍是成正比的。

明朝的衛所兵制與軍人世襲拱固了門派觀念。明末儒士大都到了空談心性的地步﹐雖亦有儒將如 袁督師崇煥公之忠勇﹐但亦難力挽狂瀾。明末清初﹐氣力分家的形勢明顯出現。儒士如黃梨州便提出內家拳一詞。內外家之爭由此而起矣。

清朝廢除武庠﹐武學基本上失去大方向﹐對于當時民間拳社運動(即所謂俠)之異端完全失去鉗制的作用﹐現在武術文化之混亂即根于此。其實俠也有其好處、長處與作用而且源遠流長﹐可是負面的影響也不小﹐不過本文先不談這個。

清初對外貿易發達﹐黃金白銀的進賬不小﹐使到民間鏢局業這個半保安半銀號的行業大行其道﹐培養出不小名乎其實的名師好手﹐但亦不免江湖龍蛇混雜﹐至有秘密拳社如白蓮教等的滲入﹐氣的神秘性便被大大提高。

到了清末民初﹐國學更形不振﹐加上鴉片荼毒人民精神萎縮﹐體能下降﹐使武學文化墮落情況更形嚴峻。冷兵器時代結束﹐鏢局亦因鐵路及現代化的銀行業出現而全面結業﹐但部份鏢師則轉開拳房武館﹐甚至下鄉﹐直至到精武會以及國民政府舉辦的南京國術會出現﹐武學文化才稍稍喘定。雖有霍元甲、宋世榮、孫祿堂等名家企圖扭轉頹勢﹐民國時期軍隊現代化﹐冷兵器時代已過去﹐武學基本上已完成其歷史任務﹐軍警須仍有使用為訓練途徑﹐但亦限于實際應用于個別功能上而不在整體理論之建立﹐起不到撥亂返正的作用。大勢所趨﹐到了民國後期更變本加厲而至于力氣分家﹐深化了所謂內外家之爭。更甚者大攪洋務理論﹐哇眾取冢﹐越奇越怪﹐越高價錢﹐越高銷路。

共黨入主後﹐因為唯物辯證思想的引入﹐所以現在出現的現代武術與擂臺散打運動之舞打分家是中國傳統武學受到絕對否定的必然發展。一切只發展體能不發展精神。自武學墮落為運動﹐再由運動分散為舞、打﹐嗚呼哀哉﹗從前武者講八法(眼、心、手、身、步、精神、氣力、功)﹐內明外用﹐心身一致。現在牛嗑牡丹只講好看不好看﹐好打不好打﹐能看不能打﹐能打不能看。訓練出無思想、無靈魂的一班只認識文憑與獎牌的走肉行尸。最近見的某位國家培養出的武術冠軍轉而任電影明星者﹐其在公開場合之言行對傳統國術前輩之輕藐﹐大部份人以其為偶像故都不以為其是有錯或有甚麼大不了。現代武術文化就是只顧個人利益與輕佻浮燥可見一斑。所以現在大陸提倡的現代武術與擂臺散打運動只能算是運動﹐不能算是武學文化的一部份。

呵呵,第8楼的演讲词属于转贴,大体上表达了一个“基层自治”的意思,也是一种意见,梁漱溟在早年推行的“乡村运动”也是这个意见。

唯物辩证思想不是我们共匪引入的,这是一个中国自己固有的东西,这些东东概括起来一句话,四个字——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共匪要是真的引入了什么东东的话,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一个教条主义倾向)。

那位“某位國家培養出的武術冠軍轉而任電影明星者”是李连杰吗?他在中国武术界并不算什么人物,连小人物都不算,其言论可不必提及。红尘先生可以到中国来,上华山北峰之后或者青城后山去寻访一下那里隐居的道家炼气士,这些人粗衣朴食、长年修炼,值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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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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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13 12:11 PM  資料 文集 短消息 
初老板,小弟愚见指的是吴京,关于电影《叶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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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數縱橫十五週年紀念
紅塵擺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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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13 01:46 PM  資料 文集 短消息 
對﹐正是吳京。李連杰出道較早﹐總算也曾接觸過老一輩的傳統武術家﹐多小還有一點沉穩。到吳京這一代﹐輕佻與不可一世已浮露人前﹐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拙文得初大人分段﹐看起來順眼很多﹐謹此謝過。其實有機會也想遍游神州。

至于說“基層自治”﹐的確中國從來都有此需要﹐從前的衛所、保甲等等制度 總有一定的作用。就是當年英廷殖民管治香江也得容許新界圍村保留並行使“大清律例”以其收一定自治之效。

說了那麼一堆話﹐未知可有何太極先生所合意或欲討論者﹖

[ 本帖最後由 紅塵織 於 2009-1-13 01:48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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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對京房先師貢獻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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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14 07:20 AM  資料 文集 短消息 
易傳的世界觀

易傳的世界觀是總括天、地、人、鬼、神﹐ 是古人公認的此在世界與他在世界兼有的世界觀。 我們不能因當下的或私自的世界觀不能肯定鬼神的存在而否定甚至抹殺古人公認的世界觀。那是不尊重古人及不尊重史實。

易經是卜筮之書﹐其作用是在于溝通神人﹐亦即是神人對話﹐那是巫史未曾分家的時代歷史性問題﹐我們當慎重處理﹐不能輕率否定。其實講卜筮之法是一定要對天、地、人、鬼、神有所言說的。否則何以知卜筮之法行得通﹐何以知其理據即其必然性是有所保障的﹖卜筮之法邏輯何在﹖它是否如許多人認為宗教信仰者般只有“超越邏輯”的解釋﹖

一般所謂“超越邏輯”實際上是一種貶義。它有時是泛指宗教思想﹐不依邏輯或非邏輯與非理智的元素。但“超越的邏輯” (TRANSCENDENTAL LOGIC)一詞依康德是以之保證科學不淪為當時的超越經驗論或懷疑論趨勢﹐他的主要論證是數學使用的形式邏輯是基于先驗的。事實上物理學所使用的數學是先驗綜和(SYNTHETIC A PRIORI)而不是先驗分析(ANALYTIC A PRIORI)。物理學的命題其實也是先驗綜和的命題(SYNTHETIC PROPOSITION A PRIORI)。所謂“超越的邏輯”是指知性的十二範疇而言﹐並不是代表不依邏輯或非邏輯。最重要的一點是“超越的邏輯”是基于意志自由﹐是自律而不是他律﹐所以他講“超越的邏輯”是為其道德底形上學打下基礎。

TRANSCENDENTAL LOGIC嚴格來說應譯為超越的邏輯。我從前亦曾一時疏忽略去“的”字﹐以至有誤﹐一字之差足墮野狐禪。所謂先驗(A PRIORI)是指不從經驗而有﹐不由經驗而來﹐卻又不離經驗﹐但又反過來駕馭經驗。有此一往來故謂超越的﹐不同于超絕或超離TRANSCENDENT﹐一往不返。牟宗三先生指出康德有時亦不嚴守這個定義。超越的邏輯即知性所使用之範疇是先驗性的。他認為超越的邏輯是超越的觀念論之可能﹐講形上學是需要有“超越的邏輯”這個概念。易學的象數思維基本上是先驗綜和的而理則是先驗分析的。康德的哲學實際上是包括經驗的實在論與超越的觀念論。個人認為這即是實際(外延真理)與真際(內容真理)的分野。但康德所說的超越的觀念論實際上是消極的並不似得他說經驗的實在論之積極。

如前所述﹐學者們(如李天命)說非理性所能及的“超越邏輯”一般不是指TRANSCENDENTAL LOGIC“超越的邏輯”。當我們運用超越的邏輯(知性之範疇)以內容真理為對象﹐這時它是超越的或外在地說﹐即形上學所講的各樣﹐但它亦如物理學(內指地以外延真理為對象)一樣地講先驗綜和的命題。故如要言說宗教神學之內容真理﹐那麼它也是有需要使用超越的邏輯。

自周代巫史分家﹐周易形成而發展為形上學﹐亦即是哲學中最為哲學的部份。哲學是重于啟發智慧﹐而不是知識的增長﹐而然哲學之智慧是有助科學知識的增長﹔同樣科學知識的增長亦有助啟發智慧。

易學是中國傳統思想之源而其具體就是易之經、傳與卜筮﹐特別是大衍筮法﹐更加是中國特有動態的本體宇宙論之具體表現。卜是神人對話﹐那是主觀的。筮是觀測神示之跡(即天象、數象之類)﹐如此則具客觀性。中國的傳統並無獨立的本體論或宇宙論﹐她只有本體宇宙論即易道恆中、恆中生生。這與基督教的創生論(CREATION EX NIHILO) 無中生有之觀念並不一樣。

中國一直重視易道恆中、恆中生生之實有觀念亦因此而發展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學術經典。聖經由神創世的宇宙觀明顯只有宗教性。實踐理性是中國人的強項﹐周易與大衍筮法就是由中國文化著重實際而發展而來。換句話說易就是中國人精神文明的根﹐中國文化存在而歷久不衰就是憑它。它為群經之首既是歷史性也是道德的學術性﹐就兩方面來說它為群經之首是當之無愧。

易之數、象、理三個範疇﹐數是最具邏輯性的。西方數學是著重形式邏輯﹐但易之數不單只是形式邏輯﹐它是同時具有存有論之特性﹐因為它重視具體﹐重視因果性。西方數學形式邏輯﹐是無顏色﹐無所謂吉凶﹐它不講存有論﹐不是對著生命講價值觀﹐無價值觀﹐可來吉凶之可言﹖中國一開始講數﹐就是存有﹐就有價值觀﹐好自然就要講吉凶﹐講道德。

比賽抽簽是隨機數﹐只是絕對客觀與主體無關﹐這裡無必然性亦即無理性可言。以甲骨或三個銅錢問卦嚴格來說是卜法不是筮法﹐這個是主體自覺地以天、地、鬼、神為訴求之對象﹐所以方法上是以隨機數的絕對客觀性為對象之意志來取數或象﹐由于是主體自覺的訴求﹐所以是主觀的。如訴求的對象是天(帝)﹐則是主觀地以天之意志為絕對當中不再包括地、鬼、神或其它。其必然性就是以天之絕對意志為保證。這套只能是感性的而不能是知性的。

筮法是指蓍筮﹐即五十根蓍草(大衍之數)。蓍筮是跟據傳統宇宙觀而設﹐而這個宇宙觀是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總天、地、人、鬼、神之理故謂太極所以實際是主客消融理性之一套﹐那是有思想有理論跟據的所謂象數並不是一般的隨機數。當中原則是仁﹐仁是善是性﹐此即《易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卜筮是歷史性的客觀現實﹐他不單是先民宗教性活動而且也是其具體生活的歷史痕跡。我們不能因其帶有宗教意義而說之無關重要﹐甚至說那不是歷史事實。科學一層論者必欲要撇除迷信﹐在分析易理時大可以範圍主觀絕對的純理論探討而說其方法論是科學及客觀的﹐所以不必論及卜筮。可是須知卜筮本身是易的客觀經驗界的現實﹐它們就是數學原理推演所憑藉的自然哲學和自然科學所衍生的工具﹐其性質與算盤或電算機相類﹐如此說來以算盤或電算機(包括腦袋)所得的數值難道亦要應說與數學毫無關系如此才算合理嗎﹖

康德對哲學的貢獻是在于指出人的知解理性是有限的﹐雖然人憑知性能掌握某些真理如邏輯性數學發展科學﹐即外延真理﹐但並不表示科學萬能。同時知解理性無法論證內容真理如宗教神學的一套﹐故此宗教神學只能有三個設准﹐可是既是設准就見不得有必然性﹐那就是說宗教神學並不可靠﹐我們可以超越地論證﹐而然那只是消極的。所以求真即使是宗教只有憑實踐理性來證成﹐故此道德的形上學﹐是以道德或善之實踐為真。西方哲學要到康德(1724-1804)才把這個哲理疏理清楚。反觀東方哲學比如儒釋道等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在這方面用功﹐而且使精神生命光彩非常。佛以拔苦為慈、與樂為悲﹐明顯就是實踐性的。中庸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亦無疑是實踐性的。老子亦以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為其實踐功夫。至于說“一物同時存有卻又不存在”那是吊詭(PARADOX)﹐這方面道家的同謂之玄的玄思﹐莊子是這方面的高手。儒家的玄思是表現在《易傳》。這一種智慧亦是中國思想文明的高度表現。康德所講的一套亦有此超越而內在的吊詭的意味。牟宗三先生認為康德之哲學須未盡發展為道德的形上學﹐但其系統疏理出道德須有實踐理性的證成﹐正好就是可使東西方的哲學會通于道德實踐的真理﹐使性善成一普世價值。康德之哲學系統非常龐大﹐過萬言然後得出道德實踐一理﹐就好比老子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的道理﹐也大約要五千字才帶得出來一般。

原理是可以由有推向無﹐即如人說了許多話﹐最終也知道靜默﹐工作了許久﹐終知道要休息。哲學辯證由客觀相對而知主觀絕對以至于互相消融﹐ 但並不能無中而生有。不要因為迷信科學一層論而否定卜筮這個客觀經驗界的現實的。

[ 本帖最後由 紅塵織 於 2009-1-14 07:23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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